网络空间互动与政治信任流失:主体、过程与机制——基于“需求—转化”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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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近些年网络参与勃兴,公众与政府的互动频次与政治信任流失呈现相关性,而两者之间的网络互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及其何以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等等问题有待深入探究。文章从公众视角出发,提出政治参与的核心在于公众的需求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与行动。基于"需求—转化"的分析框架,政民网络互动是一个包括公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三个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复杂集合。在完整的生命周期内,公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性互动形成了与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相对应的四个演化阶段。文章认为,政治信任在不同阶段中的流失主要是由四个机制在分别发挥作用:经验锚定机制、偏好选择机制、信息发酵机制、顾虑确认机制。
From the demand-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internet participation is a complicated set that combines three main entities(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netizen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a whole life cycle of internet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ccurrence, growth, maturity, and decline. Political trust varies in relevance with on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the instant information. In the four stag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on political trust works under four mechanisms: anchoring by experience, preference selection, information fermentation, and misgiving confirmation.
From the demand-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internet participation is a complicated set that combines three main entities(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netizen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a whole life cycle of internet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ccurrence, growth, maturity, and decline. Political trust varies in relevance with on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the instant information. In the four stag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on political trust works under four mechanisms: anchoring by experience, preference selection, information fermentation, and misgiving confirmation.
引文
曹卫东,2004:《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姣娥,2010:“基于扎根理论的网民公共政策态度形成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0,3: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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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子英、陈丽君、黎灿辉,2014:“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有效政府沟通与政府公信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14,4:40—46.
胡荣,2007:“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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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芳、白庆华、陈志成,2011:“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演化博弈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2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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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任强,201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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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当代中国‘就事论事’的政治信任:结构、形成与变化”,《浙江社会科学》,2017,5:43—51。
——2017b:“网络参与中的网民及其行为”,《社会科学战线》,2017,5:17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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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2013:《中国的行为联邦制》,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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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参考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福山(1998)、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 & Verba,1963)等关于文化与现代化因素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的研究。
(2)关于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数量虽众,但大部分是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政治参与为因变量,研究政治信任对于政治参与的促进或抑制,如王思琦(2013)、郑建君(2013)等。而以政治参与为自变量,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的研究,则主要以“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将政治信任视为社会信任或人际信任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如帕特南(Putnam,2001),布兰登(2008)等。或者其他基于媒介接触(如Jones,2004;杨国斌,2013等)、信息竞争(如董毅,2011;Chen & Shi,2001等)等理论展开的研究均与文中所限定条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
(3)数据来源:第二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II 2008)。
(4)关于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度,可以参考伯恩斯坦(Bernstein,2000)、 李连江(Li,2004)、史天健(Shi,2001)等的研究。
(5)如图3所示,在政民网络互动的阶段演化模型中,网民行为与政府策略之间是一种常规对应关系。虽然我们容易举出反例,例如政府会在网络参与演化到“初具规模”或“声势扩大”的阶段便针对主要矛盾做出正面回应,采取“弃车保帅”的策略以平息网络参与行为——这显然不属于“消极无为”或“积极抑制”的范畴,打破了“初具规模—消极无为”的对应关系。但是类似的“非常规”对应关系是不稳定的,有网民就曾发现并揭露“弃车保帅”策略中被处理的问题官员在异地“带病复出”甚至“带病提拔”的现象。在策略被识破的情况下,表面上的正面回应本质上又成为一种变相的敷衍塞责,那么政民互动很有可能再次回归到常规对应关系中。
(6)笔者收集并整理了近十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热门网络事件,然后对应文中提出的地方政府在四个互动阶段中的行为策略,将其在互动中经常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进行了分类。受篇幅所限该工作无法在文中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7)数据来源:尼尔森《亚太地区社交媒体趋势报告》(Asia Pacific Social Media Trends: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ocal Realities,2013)。
陈姣娥,2010:“基于扎根理论的网民公共政策态度形成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0,3: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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