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的“画框”与历史的光影——以抗战初期卞之琳的“战地报告”为中心
摘要
抗战初期,诗人卞之琳在延安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深入晋东南前线访问,旅行途中及返归之后,先后写下《晋东南麦色青青》《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战地报告"。相比于诗人同时期创作的"诗"与"小说",这组文字介于报告、故事、"奇观""小史"之间,在文体上十分开放、流动,其独特的形式活力和历史意涵,也值得重新挖掘。卞之琳抗战初期的旅程与文学,与其说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凸显了现代主义政治想象力的危机,不如说恰恰松动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区隔,在流动的"画框"中,将"作客"的位置转化为一个能动的位置。
引文
(1)(54)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卞之琳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24)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大公报·综合版》1940年4月28日;收入《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8、54~55页。
(3)闻家驷:《评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当代评论》1941年第1卷第15期。
(4)(44)王璞:《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和文学》,《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
(5)卞之琳的友人陈世骧,1971年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深远,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由此出发,致力于梳理、检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抒情论述,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及陈世骧1942年所作评论《一个中国诗人在战时》(A Poet in our War Time)也被纳入这一谱系当中。参见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20~721页。
(6)卞之琳:《山山水水》之《桃林:几何画》,《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27页。在小说的这个片段中,主人公梅纶年和亘青刚从前方游击区返回延安,梅纶年似乎就是卞之琳本人的投影,而亘青在北平出版过《掠影记》,多少会让人联想到《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
(7)(31)卞之琳:《寄自峨眉山》,原载上海《大美报》1939年12月8日第8版“浅草”副刊,引自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2~333页。
(8)卞之琳:《山山水水(小说片段)·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66页。
(9)在这个系列中,“诗”与“报告”有着极强的互文性,《晋东南麦色青青》中的许多人物、事件,也都出现在《慰劳信集》中。换言之,“报告”为诗人后来的诗歌写作奠定了经验基础。
(10)有意味的是,“笔部队”这个说法却可能来自战时的“敌方”。1938年8月,日本军部组织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等20多名作家,到当时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前线访问,日本媒体对此大肆宣传,称这批作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战争初期中国作家“笔部队”的考察,参见杨洪承《抗战文学中活跃的“笔部队”作家群体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11)吴敏:《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2)以王礼锡带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为例,宋之的、李辉英、白朗、陈晓南、葛一虹、以群、杨骚等十三位作家在出发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完成了《川陕道上》《陕西行记》《在洛阳》《中条山中》《王礼锡先生的病和死》等多种“集体日记”,并以“笔游击”为题,在《抗战文艺》上连载。相关作品收入廖全京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13)沙汀当时“希望从延安转赴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一本散文报导”(沙汀:《漫忆担任代主任后二三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何其芳在《星火集·后记一》也提到自己决心到延安去,“还带着一种写作上的企图。我当时打算专心写报告”(《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4)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1943年3月29日),收入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1950年3月海燕书店),引自《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349页。
(15)沙汀:《敌后七十五天》,《沙汀文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16)丁玲在小说《入伍》中就以漫画的笔法,勾勒了几位“新闻记”的形象,他们在军中过着“鸡吃米”的访问生活,游离于实际的工作之外。(《丁玲文集》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181页)
(17)(19)吴伯箫、卞之琳:《关于战地文艺工作》,《文艺战线》第1卷第4期,1939年9月16日;引自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80~381、381页。
(18)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
(20)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初版前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98页。
(21)(61)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44、452页。
(22)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新版弁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80页。
(23)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452页。
(25)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26)(56)卞之琳:《“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114页。
(27)参见《晋东南麦色青青》中《向上的道路》《“利济行旅”》《阳城在动》《村公所夜话》等篇。
(28)卞之琳:《长治马路宽》,《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31页。
(29)这一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当时在中共内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被称为“沁州路线”。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9页。
(30)《地图在动》发表于1938年5月1日出版的《工作》第4期,收入《卞之琳文集》中卷,第84~85页。
(32)沙汀:《记贺龙》,《沙汀文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33)参见《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中《阳泉下火车》《七亘村两次伏击》《响堂铺拒敌》等章节。
(34)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重印说明》,《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90页。
(35)卞之琳:《老百姓和军队》,《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45页。
(36)(52)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未刊行改名重版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94~395、395~396页。
(37)1944年,丁玲应约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就完全依靠访问和材料完成。这篇报告全景式叙述了一二九师抗战时期的战斗历程,同样处理了卞之琳书写过的几次著名战斗,如夜袭阳明堡、响堂铺伏击战、武乡长乐村之战等,同时也介绍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洋洋洒洒三万多字,气势恢宏,这次写作“提高了她处理把握大题材的能力,为后来写作长篇积累了功底”。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
(38)(43)(45)卞之琳:《垣曲风光》,《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05、507、507页。
(39)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卞之琳文集》上卷,第449页。
(40)收入《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明日出版社出版部1940年版。
(41) Laughlin,Charles A,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9-150.
(42)比如,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开篇也写道:“我们所到的地方是晋察冀边区。这是一个非常巩固的广大区域。……读者或许高兴知道边区所属的县份吧,请翻开你们的地图:在平汉、津浦铁路,沧石公路和津保公路之间,有高阳、无极、藁城、深泽……”《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46)刘少奇在谈及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时就指出:战争使外货很难进口,沿海工业中心不能生产,内地的经济也大幅衰落。由于战争的消耗,货物也极其短缺,“这种情形在被敌人断绝交通的游击根据地中,是更加严重的……但是这种情况又为中国纯粹的民族工业--道地的土著资本造成了极顺利发展的机会。战争为他们造成了从来未有的广大市场和高度价格与利润率,这种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论对于全国及这些区域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都是有利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1辑,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版,第23页。
(47)在《“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中,卞之琳强调在延安阅读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页。
(48)吴伯箫:《沁州行》,《吴伯箫文集》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49)参见王生甫《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1984年版,第452~455页。
(50)卞之琳:《沁县来的消息》,《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49~550页。
(51)在1938年22日写于长治的《向上的道路》,卞之琳将垣曲、阳城、长治三地,比喻成“登堂入室”以前的“三级石阶”,这“恰巧和地势大致相称,又可以画一条向上的曲线了。从这条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出一股成长的势,成长的力”;在《沁县来的消息》中,他又称“以沁县为中心的北部才是晋东南的堂屋”,长治一带不过是“堂屋的门口罢了”,这一路走来,“我们还是看见了一股向上生长的势和力”。《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25、549页。
(53)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60页。
(55)范雪:《卞之琳的“延安”:“文章”与“我”与“国家”》,《新诗评论》2015年第19辑。
(57)参见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34~46页。
(58)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田酉如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9)有关《山山水水》形式特征及政治意涵的解读,参见李松睿《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吴晓东《〈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60)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65页。
(2)(24)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大公报·综合版》1940年4月28日;收入《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8、54~55页。
(3)闻家驷:《评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当代评论》1941年第1卷第15期。
(4)(44)王璞:《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和文学》,《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
(5)卞之琳的友人陈世骧,1971年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深远,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由此出发,致力于梳理、检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抒情论述,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及陈世骧1942年所作评论《一个中国诗人在战时》(A Poet in our War Time)也被纳入这一谱系当中。参见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20~721页。
(6)卞之琳:《山山水水》之《桃林:几何画》,《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27页。在小说的这个片段中,主人公梅纶年和亘青刚从前方游击区返回延安,梅纶年似乎就是卞之琳本人的投影,而亘青在北平出版过《掠影记》,多少会让人联想到《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
(7)(31)卞之琳:《寄自峨眉山》,原载上海《大美报》1939年12月8日第8版“浅草”副刊,引自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2~333页。
(8)卞之琳:《山山水水(小说片段)·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66页。
(9)在这个系列中,“诗”与“报告”有着极强的互文性,《晋东南麦色青青》中的许多人物、事件,也都出现在《慰劳信集》中。换言之,“报告”为诗人后来的诗歌写作奠定了经验基础。
(10)有意味的是,“笔部队”这个说法却可能来自战时的“敌方”。1938年8月,日本军部组织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等20多名作家,到当时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前线访问,日本媒体对此大肆宣传,称这批作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战争初期中国作家“笔部队”的考察,参见杨洪承《抗战文学中活跃的“笔部队”作家群体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11)吴敏:《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2)以王礼锡带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为例,宋之的、李辉英、白朗、陈晓南、葛一虹、以群、杨骚等十三位作家在出发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完成了《川陕道上》《陕西行记》《在洛阳》《中条山中》《王礼锡先生的病和死》等多种“集体日记”,并以“笔游击”为题,在《抗战文艺》上连载。相关作品收入廖全京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13)沙汀当时“希望从延安转赴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一本散文报导”(沙汀:《漫忆担任代主任后二三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何其芳在《星火集·后记一》也提到自己决心到延安去,“还带着一种写作上的企图。我当时打算专心写报告”(《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4)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1943年3月29日),收入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1950年3月海燕书店),引自《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349页。
(15)沙汀:《敌后七十五天》,《沙汀文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16)丁玲在小说《入伍》中就以漫画的笔法,勾勒了几位“新闻记”的形象,他们在军中过着“鸡吃米”的访问生活,游离于实际的工作之外。(《丁玲文集》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181页)
(17)(19)吴伯箫、卞之琳:《关于战地文艺工作》,《文艺战线》第1卷第4期,1939年9月16日;引自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80~381、381页。
(18)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
(20)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初版前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98页。
(21)(61)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44、452页。
(22)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新版弁言》,《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80页。
(23)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452页。
(25)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26)(56)卞之琳:《“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114页。
(27)参见《晋东南麦色青青》中《向上的道路》《“利济行旅”》《阳城在动》《村公所夜话》等篇。
(28)卞之琳:《长治马路宽》,《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31页。
(29)这一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当时在中共内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被称为“沁州路线”。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9页。
(30)《地图在动》发表于1938年5月1日出版的《工作》第4期,收入《卞之琳文集》中卷,第84~85页。
(32)沙汀:《记贺龙》,《沙汀文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33)参见《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中《阳泉下火车》《七亘村两次伏击》《响堂铺拒敌》等章节。
(34)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重印说明》,《卞之琳文集》上卷,第390页。
(35)卞之琳:《老百姓和军队》,《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45页。
(36)(52)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未刊行改名重版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94~395、395~396页。
(37)1944年,丁玲应约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就完全依靠访问和材料完成。这篇报告全景式叙述了一二九师抗战时期的战斗历程,同样处理了卞之琳书写过的几次著名战斗,如夜袭阳明堡、响堂铺伏击战、武乡长乐村之战等,同时也介绍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洋洋洒洒三万多字,气势恢宏,这次写作“提高了她处理把握大题材的能力,为后来写作长篇积累了功底”。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
(38)(43)(45)卞之琳:《垣曲风光》,《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05、507、507页。
(39)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卞之琳文集》上卷,第449页。
(40)收入《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明日出版社出版部1940年版。
(41) Laughlin,Charles A,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9-150.
(42)比如,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开篇也写道:“我们所到的地方是晋察冀边区。这是一个非常巩固的广大区域。……读者或许高兴知道边区所属的县份吧,请翻开你们的地图:在平汉、津浦铁路,沧石公路和津保公路之间,有高阳、无极、藁城、深泽……”《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46)刘少奇在谈及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时就指出:战争使外货很难进口,沿海工业中心不能生产,内地的经济也大幅衰落。由于战争的消耗,货物也极其短缺,“这种情形在被敌人断绝交通的游击根据地中,是更加严重的……但是这种情况又为中国纯粹的民族工业--道地的土著资本造成了极顺利发展的机会。战争为他们造成了从来未有的广大市场和高度价格与利润率,这种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论对于全国及这些区域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都是有利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1辑,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版,第23页。
(47)在《“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中,卞之琳强调在延安阅读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页。
(48)吴伯箫:《沁州行》,《吴伯箫文集》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49)参见王生甫《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1984年版,第452~455页。
(50)卞之琳:《沁县来的消息》,《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49~550页。
(51)在1938年22日写于长治的《向上的道路》,卞之琳将垣曲、阳城、长治三地,比喻成“登堂入室”以前的“三级石阶”,这“恰巧和地势大致相称,又可以画一条向上的曲线了。从这条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出一股成长的势,成长的力”;在《沁县来的消息》中,他又称“以沁县为中心的北部才是晋东南的堂屋”,长治一带不过是“堂屋的门口罢了”,这一路走来,“我们还是看见了一股向上生长的势和力”。《晋东南麦色青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25、549页。
(53)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60页。
(55)范雪:《卞之琳的“延安”:“文章”与“我”与“国家”》,《新诗评论》2015年第19辑。
(57)参见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34~46页。
(58)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田酉如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9)有关《山山水水》形式特征及政治意涵的解读,参见李松睿《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吴晓东《〈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60)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