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湾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
摘要
商会,是近现代的民间社团,其承继史上会馆历史,在协调商事运作,维护商业秩序,保护商人利益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广州湾商会作为租借地的商会,它与我国其他地区商会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别。它处理事务区域是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登记机关却是国民政府属下的广东政府;它的组织结构开始为会董制,其后为委员制,委员的产生是采用选举方式,同时下设多个委员会来处理相关商事、公益事务等。广州湾商会组织结构、运作经验、制度历史等的探索,对剖析广州湾的历史具有一定意义。
Chamber of Commerce,as a NGO of modern businessmen,inherits the past form of guild hall and plays a big role in many ways including coordinating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maintaining the business order,protecting the businessmen's interests. As 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leased territory,Kwangchowan'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other areas of China sh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wangchowan managed the business of the French leased territory( Kwangchowan),but it was registered with Guangdong u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irst,its organization was first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the advisory board system,then restructured in the form of committee,members of which were elected by voting. Several subordinated committees under the Chamber dealt with the relevant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public affairs etc.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perational experience,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Kwangchowan' s Chamber of Commerce provides signific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Kwangchowan's history.
Chamber of Commerce,as a NGO of modern businessmen,inherits the past form of guild hall and plays a big role in many ways including coordinating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maintaining the business order,protecting the businessmen's interests. As 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leased territory,Kwangchowan'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other areas of China sh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wangchowan managed the business of the French leased territory( Kwangchowan),but it was registered with Guangdong u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irst,its organization was first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the advisory board system,then restructured in the form of committee,members of which were elected by voting. Several subordinated committees under the Chamber dealt with the relevant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public affairs etc.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perational experience,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Kwangchowan' s Chamber of Commerce provides signific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Kwangchowan's history.
引文
[1]马敏,付海晏.近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J].近代史研究,2010(2):126-142.
[2]韦健.大广州湾[M].香港:东南出版社,1942:23.
[3]关崇源.赤坎区名的由来[J].赤坎文史,2011(3):150-151.
[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72.
[5]喻柄荣,赵钧谟.遂溪县志:卷六[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6]韦健.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全一册)[M].香港:东南出版社,1943.
[7]胡贤光.广州湾商会与会址[J].赤坎文史,2013(4):67-68.
[8]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M]∥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54.
[9]怡记投诉恒安食言背约[J].商业旬报,1930,7(23):28-29.
[10]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J].银行周报,1939,23(6):8.
[11]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有杭州总商会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3(5):196-205.
[12]广州湾金融改制[M]∥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敌伪经济汇报(油印本),1942:157.
[13]危机四伏广州湾治安堪虞[N].大公报,1940-10-20.
[14]陈华昆.陈学谈先生传略[M].香港:中国时代出版社,2012.
[15]李特.第五保育院的概况与展望[J].战时南路,1939(10):410-411.
[16]何杰.揭开寸金桥公共医院的神秘面纱[EB/OL].(2014-08-17)[2016-06-26]. http://news. gdzjdaily. com. cn/zjxw/content/2014-08/17/content_1911271_3. htm.
[17]大量越米回湾[N].大光报,1943-02-13.
[18]赤坎匪风盛炽[N].大公报,1941-02-14.
[19]黄柳坚.赤坎古商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148,149.
[20]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湾钩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90.
(1)学术著作有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论文方面则有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屠雪华:《略论清末的苏州商务总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韩晓莉:《新旧之间:清末民初的山西商会与行会》,《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吴巧瑜、王文俊、周潭:《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等。
(2)目前所见到广州湾商会的研究成果,只有部分文史资料的文章:如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胡贤光:《广州湾商会与会址》(《赤坎文史》2013年第4期)。
(1)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后,将之改名为湛江市。
(2)“秦统一岭南后……不少汉人迁入,与土著南越人杂处,过着渔猎农耕生活。日久,赤坎成为雷州半岛东北角的一个小渔村。……南宋……10多万追随宋帝的百姓从莆田、福州、潮州等沿海岸线相继逃到大陆南部,散居在雷州半岛及其北部地区,因而赤坎人口渐增,逐步从土著居民点发展成为来源广泛的埠头。”(参见黄柳坚:《赤坎古商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3)碑高1.78米、宽1米,原嵌潮州会馆前厅墙壁,后因市第十一中学扩建会馆被拆除,现为湛江市博物馆收藏。碑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岁癸卯桂月吉旦立的。
(4)石碑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内。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有收录。另,从现在所获知的地形遗址分析,韶安港、云霄港、漳浦港等,应该是当时商帮为了更利于货物运输,而各自设置的商帮码头,并非是港口。有学者言:“赤坎港是个自然小港……原为含云霄、诏安、漳浦、鸭毑四小港。”参见吴建华:《雷州半岛历史上的港口及商业贸易特点》,载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岭峤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值得商榷。
(5)《麻章墟重建北帝廟碑誌》,现嵌在麻章玉虚宫内。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有收录,但收录不全,诸多商号名称不收。见该书第462-464页。
(6)参见湛江海关:湛江海关志(1685-2010),无出版社,2011年,第81页;张惠玉:《雷州关设关史迹》,《赤坎文史》,2016年第6期,第322-323页。另有学者言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赤坎成为当时10个贸易口岸之一(海安、梅菉、双溪、芷寮、雷州、暗铺(安铺)、赤坎、乐民、锦囊、两家滩)。见茹如初:《追溯赤坎古商埠的兴衰》,《赤坎文史》,2011年第3期,第199页。
(1)据益智初级中学出版的学生刊物《益智声》1929年第五期(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感谢陈祥军同学提供)载:益智中学在校长王友伦的争取下,1926年12月,被广东教育厅批准立案,采取与内地学校一样的课程,并受广东教育厅的指导,而非广州湾法租界政府的管辖。在1929年5月23日,广东省督学陈衡先生到益智中学主考国文、英文、算学三科。
(2)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一文中载陈氏是会长。多份资料显示,陈氏长期担任会董或执行委员职务。
(3)参见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第49页。笔者在1931年2月30日的会刊《商业旬报》(第八卷第6号,第18页)见到1920年选举出来的会董人员22名,实施的应是会董制(或者言董事制)。
(4)郑氏为经营酒类的标记洋行行东,亦在公使馆内担任“师爷”之职。郑氏后在抗战时期为日本人服务,推销日货。
(5)“三泰利”经营洋杂货,老板是郑耀琳,他是法当局中较有地位的绅士,房产之多在广州湾是首屈一指的。参见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3页。
(1)参见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51.韦健的《广州湾商业指南》第76页则罗列1942年名录:广州湾行业公会一览金银业同业公会(主席:吴永赓,地址:赤坎龙总督街)、花纱业同业公会(主席:周明甫,地址:赤坎杜美街)、布匹业同业公会(主席:卢殿侯,地址:赤坎杜美街)、药材业同业公会(主席:李耀奎,附设赤坎商会内)、米业同业公会(主席:黄希燦,地址:赤坎福建街)、九八行同业公会(地址:西营水浸街)、四川旅遂湾行商公会(主席:李克文,地址:华界寸金桥)。
(2)有文章曰霍氏为广州籍,似乎有误。2014年,笔者在湛江见过其子,言为顺德人;惜太年幼,对其父事迹了解不多。
(3)“广州湾闻人陈斯静在港逝世:陈君斯静,澄海人,侨居广州湾数十年,历任赤坎商会主席及广州湾咨询会咨议员等职。所有该埠之商会及益智中学、救火局与其他一切社会事业,莫不由其尽倡创办。抗战军兴,又倡设振灾会,热心公益,社会同钦。数月前因患心脏病,来港就医,经有起色,旋因时事刺激,竟成不治……享寿五十八岁,有子四人,女四人。现其家人已于星期六日将□柩由永和轮船运返广州湾,在湾办理丧事。”(参见《大公报》,1941-11-17)
(4)“近来米价,上米由国币六十余元售至七十元有多,中等米亦售至六十元,粮食发生恐慌,贫民叫苦,现广州湾商会,已推举当地绅商组织‘平糶委员会’,进行购办大宗洋米,平定米价,举办平籴,以救济民食。”(参见《大公报》,1940-09-25)
(1)参见广州湾赤坎商团章程(湛江档案馆藏,宗卷号:001-A12.2-001-041001)。另外,商团的产生,最初始于1905年上海成立的体育会。广州湾此处使用体育武艺团之名称,应与之有关。广州湾商会的体育武艺团可拥有枪支,可见具有武装组织的性质。
(2)1928年广州总商会常务会董彭楚立曾谈及,商会没有宣传平台,文告往来、会议纪录、财务收支,只是在报刊中零星报道。如此不利于商会的发展,故广州总商会创立《商业特刊》,作为总商会的宣传机构及研究商业问题的平台。参见马木池:《1928年《商业特刊》中所见的广东商界的联合与冲突》,(香港)《田野与文献》,2007年第49期(10月15日),第22页。
(1)“广州湾的人口,租借初期约为十五万,后增至廿余万,至民国十五年间约三十万,民廿七年间,内地难民多以此为尾闾,廿八年人口曾一度激增至六十余万,后以租界程度日高,陆续疏散。直至香港战前,人口仍有四十余万。”(参见林欣欣:《广州湾印象记》,《新亚》,1943年第9卷第1期,第25页)。
(2)如当时一篇报道称:“据法人不完全之统计,可知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两年中,本港(按指广州湾)国外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约达一千万美元。九龙所需之肉类,鸡蛋,桐油及菜蔬,或由该处转口者,其中百分之七十,系产自广州湾区域。”(参见王言绶译:《广州湾视察报告(1946年7月29日)》,《港工》1948年第2卷第2期,第10页)另,长期从事我国战时经济贸易方面研究的郑友揆也认为:“1942年申报运往法国在华南的租借地广州湾的货物竟占国统区出口总额的38.4%。”(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3)在这数字庞大的人口当中,“法国人仅有一百一十五名,安南兵大约一千名。”(参见银汉:《(日军进驻后之新生地带)广州湾一弊》,《新亚》1943年第8卷第4期,第18页)另广州湾财政的实际收入并不算多,“基本介于10万至35万皮阿斯特之间……在许多年份,广州湾法当局仍难以通过地方税收来开展公共工程建设,还需依赖河内总财政的拨款来维持收支平衡。”(参见郭丽娜:《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第132页)
(4)“商会成立之前,商事裁判权掌握在官府衙门手中,工商户遇有涉讼纠纷,只能诉诸地方官府或商务局。往往由官吏凭其主观意志妄加判断,而主事之官吏,‘熟商务而通商情者甚鲜,且其升迁黜陟商不能议’”,因而,商会成立后,主要由商会处理商务纠纷。(参见朱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5)参见“广州湾商会公断书(允字第七号)”(湛江市档案馆馆藏,宗卷号:001-119-009)。
(1)石碑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内。
[2]韦健.大广州湾[M].香港:东南出版社,1942:23.
[3]关崇源.赤坎区名的由来[J].赤坎文史,2011(3):150-151.
[4]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72.
[5]喻柄荣,赵钧谟.遂溪县志:卷六[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6]韦健.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合辑全一册)[M].香港:东南出版社,1943.
[7]胡贤光.广州湾商会与会址[J].赤坎文史,2013(4):67-68.
[8]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M]∥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54.
[9]怡记投诉恒安食言背约[J].商业旬报,1930,7(23):28-29.
[10]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J].银行周报,1939,23(6):8.
[11]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有杭州总商会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3(5):196-205.
[12]广州湾金融改制[M]∥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敌伪经济汇报(油印本),1942:157.
[13]危机四伏广州湾治安堪虞[N].大公报,1940-10-20.
[14]陈华昆.陈学谈先生传略[M].香港:中国时代出版社,2012.
[15]李特.第五保育院的概况与展望[J].战时南路,1939(10):410-411.
[16]何杰.揭开寸金桥公共医院的神秘面纱[EB/OL].(2014-08-17)[2016-06-26]. http://news. gdzjdaily. com. cn/zjxw/content/2014-08/17/content_1911271_3. htm.
[17]大量越米回湾[N].大光报,1943-02-13.
[18]赤坎匪风盛炽[N].大公报,1941-02-14.
[19]黄柳坚.赤坎古商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148,149.
[20]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湾钩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90.
(1)学术著作有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论文方面则有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屠雪华:《略论清末的苏州商务总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韩晓莉:《新旧之间:清末民初的山西商会与行会》,《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吴巧瑜、王文俊、周潭:《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等。
(2)目前所见到广州湾商会的研究成果,只有部分文史资料的文章:如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胡贤光:《广州湾商会与会址》(《赤坎文史》2013年第4期)。
(1)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后,将之改名为湛江市。
(2)“秦统一岭南后……不少汉人迁入,与土著南越人杂处,过着渔猎农耕生活。日久,赤坎成为雷州半岛东北角的一个小渔村。……南宋……10多万追随宋帝的百姓从莆田、福州、潮州等沿海岸线相继逃到大陆南部,散居在雷州半岛及其北部地区,因而赤坎人口渐增,逐步从土著居民点发展成为来源广泛的埠头。”(参见黄柳坚:《赤坎古商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3)碑高1.78米、宽1米,原嵌潮州会馆前厅墙壁,后因市第十一中学扩建会馆被拆除,现为湛江市博物馆收藏。碑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岁癸卯桂月吉旦立的。
(4)石碑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内。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有收录。另,从现在所获知的地形遗址分析,韶安港、云霄港、漳浦港等,应该是当时商帮为了更利于货物运输,而各自设置的商帮码头,并非是港口。有学者言:“赤坎港是个自然小港……原为含云霄、诏安、漳浦、鸭毑四小港。”参见吴建华:《雷州半岛历史上的港口及商业贸易特点》,载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岭峤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值得商榷。
(5)《麻章墟重建北帝廟碑誌》,现嵌在麻章玉虚宫内。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有收录,但收录不全,诸多商号名称不收。见该书第462-464页。
(6)参见湛江海关:湛江海关志(1685-2010),无出版社,2011年,第81页;张惠玉:《雷州关设关史迹》,《赤坎文史》,2016年第6期,第322-323页。另有学者言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赤坎成为当时10个贸易口岸之一(海安、梅菉、双溪、芷寮、雷州、暗铺(安铺)、赤坎、乐民、锦囊、两家滩)。见茹如初:《追溯赤坎古商埠的兴衰》,《赤坎文史》,2011年第3期,第199页。
(1)据益智初级中学出版的学生刊物《益智声》1929年第五期(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感谢陈祥军同学提供)载:益智中学在校长王友伦的争取下,1926年12月,被广东教育厅批准立案,采取与内地学校一样的课程,并受广东教育厅的指导,而非广州湾法租界政府的管辖。在1929年5月23日,广东省督学陈衡先生到益智中学主考国文、英文、算学三科。
(2)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一文中载陈氏是会长。多份资料显示,陈氏长期担任会董或执行委员职务。
(3)参见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第49页。笔者在1931年2月30日的会刊《商业旬报》(第八卷第6号,第18页)见到1920年选举出来的会董人员22名,实施的应是会董制(或者言董事制)。
(4)郑氏为经营酒类的标记洋行行东,亦在公使馆内担任“师爷”之职。郑氏后在抗战时期为日本人服务,推销日货。
(5)“三泰利”经营洋杂货,老板是郑耀琳,他是法当局中较有地位的绅士,房产之多在广州湾是首屈一指的。参见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3页。
(1)参见蔡挺生等口述,陈基整理《广州湾---湛江市商会回顾》,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5辑),1986:51.韦健的《广州湾商业指南》第76页则罗列1942年名录:广州湾行业公会一览金银业同业公会(主席:吴永赓,地址:赤坎龙总督街)、花纱业同业公会(主席:周明甫,地址:赤坎杜美街)、布匹业同业公会(主席:卢殿侯,地址:赤坎杜美街)、药材业同业公会(主席:李耀奎,附设赤坎商会内)、米业同业公会(主席:黄希燦,地址:赤坎福建街)、九八行同业公会(地址:西营水浸街)、四川旅遂湾行商公会(主席:李克文,地址:华界寸金桥)。
(2)有文章曰霍氏为广州籍,似乎有误。2014年,笔者在湛江见过其子,言为顺德人;惜太年幼,对其父事迹了解不多。
(3)“广州湾闻人陈斯静在港逝世:陈君斯静,澄海人,侨居广州湾数十年,历任赤坎商会主席及广州湾咨询会咨议员等职。所有该埠之商会及益智中学、救火局与其他一切社会事业,莫不由其尽倡创办。抗战军兴,又倡设振灾会,热心公益,社会同钦。数月前因患心脏病,来港就医,经有起色,旋因时事刺激,竟成不治……享寿五十八岁,有子四人,女四人。现其家人已于星期六日将□柩由永和轮船运返广州湾,在湾办理丧事。”(参见《大公报》,1941-11-17)
(4)“近来米价,上米由国币六十余元售至七十元有多,中等米亦售至六十元,粮食发生恐慌,贫民叫苦,现广州湾商会,已推举当地绅商组织‘平糶委员会’,进行购办大宗洋米,平定米价,举办平籴,以救济民食。”(参见《大公报》,1940-09-25)
(1)参见广州湾赤坎商团章程(湛江档案馆藏,宗卷号:001-A12.2-001-041001)。另外,商团的产生,最初始于1905年上海成立的体育会。广州湾此处使用体育武艺团之名称,应与之有关。广州湾商会的体育武艺团可拥有枪支,可见具有武装组织的性质。
(2)1928年广州总商会常务会董彭楚立曾谈及,商会没有宣传平台,文告往来、会议纪录、财务收支,只是在报刊中零星报道。如此不利于商会的发展,故广州总商会创立《商业特刊》,作为总商会的宣传机构及研究商业问题的平台。参见马木池:《1928年《商业特刊》中所见的广东商界的联合与冲突》,(香港)《田野与文献》,2007年第49期(10月15日),第22页。
(1)“广州湾的人口,租借初期约为十五万,后增至廿余万,至民国十五年间约三十万,民廿七年间,内地难民多以此为尾闾,廿八年人口曾一度激增至六十余万,后以租界程度日高,陆续疏散。直至香港战前,人口仍有四十余万。”(参见林欣欣:《广州湾印象记》,《新亚》,1943年第9卷第1期,第25页)。
(2)如当时一篇报道称:“据法人不完全之统计,可知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两年中,本港(按指广州湾)国外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约达一千万美元。九龙所需之肉类,鸡蛋,桐油及菜蔬,或由该处转口者,其中百分之七十,系产自广州湾区域。”(参见王言绶译:《广州湾视察报告(1946年7月29日)》,《港工》1948年第2卷第2期,第10页)另,长期从事我国战时经济贸易方面研究的郑友揆也认为:“1942年申报运往法国在华南的租借地广州湾的货物竟占国统区出口总额的38.4%。”(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3)在这数字庞大的人口当中,“法国人仅有一百一十五名,安南兵大约一千名。”(参见银汉:《(日军进驻后之新生地带)广州湾一弊》,《新亚》1943年第8卷第4期,第18页)另广州湾财政的实际收入并不算多,“基本介于10万至35万皮阿斯特之间……在许多年份,广州湾法当局仍难以通过地方税收来开展公共工程建设,还需依赖河内总财政的拨款来维持收支平衡。”(参见郭丽娜:《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第132页)
(4)“商会成立之前,商事裁判权掌握在官府衙门手中,工商户遇有涉讼纠纷,只能诉诸地方官府或商务局。往往由官吏凭其主观意志妄加判断,而主事之官吏,‘熟商务而通商情者甚鲜,且其升迁黜陟商不能议’”,因而,商会成立后,主要由商会处理商务纠纷。(参见朱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5)参见“广州湾商会公断书(允字第七号)”(湛江市档案馆馆藏,宗卷号:001-119-009)。
(1)石碑现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