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与“治世”:柏拉图古典死刑论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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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现行《刑法》保留了侵犯个人生命法益的14种死刑与严重侵犯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32种死刑。对生命的严重侵犯是犯罪人肆心的体现,说明了其灵魂的恶疾。柏拉图认为审判术与医术具有类似性,只不过前者针对灵魂,后者针对身体,死刑是治疗灵魂恶疾的"治病"手段。死刑也是"治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死刑可以遏制侵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罪行为。当然,死刑在"治世"方面还有积极的道德意义,其所设定的道德底线正是国家所捍卫的核心价值。社会的核心价值可以以这种方式融入法律。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Law retains 14 death sentences that violate the personal legal benefits and 32 death sentences that seriously violat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The serious violation of life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vil of one's soul. Plato believes that trials are similar to medical techniques,except that the latter is directed at the body,while the former is at the soul,and the death penalty is a means of treating soul ills. On the other hand,the death penalty is also a last resort for "governing the state". The death penalty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rb the serious crimes against the state and public security. Of course,it has a positive moral significance in the "governing". The moral bottom line set by the death penalty is the core value defended by the state. The core value of societ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aw in this way.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Law retains 14 death sentences that violate the personal legal benefits and 32 death sentences that seriously violat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The serious violation of life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vil of one's soul. Plato believes that trials are similar to medical techniques,except that the latter is directed at the body,while the former is at the soul,and the death penalty is a means of treating soul ills. On the other hand,the death penalty is also a last resort for "governing the state". The death penalty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rb the serious crimes against the state and public security. Of course,it has a positive moral significance in the "governing". The moral bottom line set by the death penalty is the core value defended by the state. The core value of societ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aw in this way.
引文
(1)洛克甚至认为政治社会的存在标志就是它可以通过处罚犯罪行为来保护它的公民。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53页。
(2)[英]罗吉·胡德、卡罗琳·霍伊尔:《死刑的全球考察》,曾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3)这21项死刑罪名分为两类:一类是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第199条)、强盗杀人罪(第240条)、强奸杀人罪(第241条)、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第108条)、激发物破裂罪(第117条)、现住建筑物等侵害罪(第119条)、汽车颠覆等致死罪(第126条第3款)、往来危险颠覆等致死罪(第127条)、水道毒物等混入致死罪(第146条)、内乱罪(第77条)、外患诱致罪(第81条)、外患援助罪(第82条)、强盗致死罪(第240条后段)与强奸致死罪(第241条)等14个罪名;另一类是特别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1884年《爆炸物取缔罚则》第1条规定的爆炸物使用罪、1889年《关于决斗的规定》第3条规定的决斗杀人罪、1970年《处罚劫持航空器等的法律》第2条规定的劫取航空器等致死罪、1974年《处罚导致航空危险行为的法律》第2条规定的航空机坠落致死罪、1978年《处罚劫持人质等行为的法律》第4条规定的杀害人质罪、1995年《组织犯罪处罚与犯罪收益规制法》第3条规定的有组织杀人罪以及2009年《海盗行为处罚与海盗行为对策法》第4条规定的海盗行为杀人罪等7个罪名。
(4)周振杰:《日本死刑司法控制的经验及其借鉴》,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49页。
(5)徐岱:《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第29-30页。
(6)张明楷认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将法益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是比较合适的,超个人法益主要是指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7)魏昌东:《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与中国借鉴》,载《法学》2013年第1期,第42页。
(8)于志刚:《死刑存废之争的三重冲突和解决之路》,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第77页;赵秉志:《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第152页。
(9)范进学:《论我国死刑的宪法正当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69页。
(10)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多米尼加、埃及、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11)前引(2),第189-190页。
(12)谢煜伟:《重新检视死刑的应报意义》,载《中研院法学期刊》2014年第15期,第146页。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4)Plato,The Laws of Plato,tr.by Thomas Pang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4.
(15)[美]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16)前引(14),第9页。
(17)前引(14),第360页。
(18)前引(13),第113页。
(19)《法律篇》中明确提到这点的地方有854e1,880e8。
(20)前引(14),第280页。
(21)林志猛:《立法哲人的虔敬:柏拉图〈法义〉卷十义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22)前引(13),第44页。
(23)前引(13),第352页。
(24)Plato,Gorgias,tr.by Joe Sachs,Focus Publishing Press,2009,p.63.
(25)前引(14),第266页。
(26)前引(14),第263页。
(27)前引(14),第268页。
(28)[美]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包利民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29)前引(13),第119页。
(30)[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5页。
(31)前引(14),第121-122页。
(32)前引(14),第248页。
(33)前引(14),第343页。
(34)前引(14),第258页。
(35)前引(14),第258页。
(36)前引(14),第361页。
(37)前引(14),第354-355页。
(38)前引(14),第358页。
(39)Glenn R Morrow,Plato’s Cretan City: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561.
(40)前引(14),第247页。盗窃圣物的罪行在阿提卡法律中也是死刑并禁止埋葬。See Trevor J Saunders,Plato’s Penal Code:Tradition,Controversy,and Reform in Greek Penology,Clarendon Press,1991,pp.289-290.
(41)前引(14),第308-309页。
(42)前引(21),第298页。
(43)前引(30),第328页。
(44)前引(14),第309页。
(45)前引(40)Trevor J Saunders文,第313页。
(46)前引(14),第311页。
(47)Morrow认为禁止埋葬的情形也适用于政治颠覆类罪。参见前引(39),第492页。但是,查阅《法律篇》原文,柏拉图并没有明确说犯有政治颠覆罪的人被处死后禁止埋葬。
(48)[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49)这种针对更为严重的罪犯禁止埋葬的规定并不是柏拉图的原创,阿提卡的法律中就有这类处罚。参见前引(39),第492页。
(50)前引(24),第118页。
(51)前引(13),第346页。
(2)[英]罗吉·胡德、卡罗琳·霍伊尔:《死刑的全球考察》,曾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3)这21项死刑罪名分为两类:一类是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第199条)、强盗杀人罪(第240条)、强奸杀人罪(第241条)、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第108条)、激发物破裂罪(第117条)、现住建筑物等侵害罪(第119条)、汽车颠覆等致死罪(第126条第3款)、往来危险颠覆等致死罪(第127条)、水道毒物等混入致死罪(第146条)、内乱罪(第77条)、外患诱致罪(第81条)、外患援助罪(第82条)、强盗致死罪(第240条后段)与强奸致死罪(第241条)等14个罪名;另一类是特别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1884年《爆炸物取缔罚则》第1条规定的爆炸物使用罪、1889年《关于决斗的规定》第3条规定的决斗杀人罪、1970年《处罚劫持航空器等的法律》第2条规定的劫取航空器等致死罪、1974年《处罚导致航空危险行为的法律》第2条规定的航空机坠落致死罪、1978年《处罚劫持人质等行为的法律》第4条规定的杀害人质罪、1995年《组织犯罪处罚与犯罪收益规制法》第3条规定的有组织杀人罪以及2009年《海盗行为处罚与海盗行为对策法》第4条规定的海盗行为杀人罪等7个罪名。
(4)周振杰:《日本死刑司法控制的经验及其借鉴》,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49页。
(5)徐岱:《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第29-30页。
(6)张明楷认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将法益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是比较合适的,超个人法益主要是指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7)魏昌东:《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与中国借鉴》,载《法学》2013年第1期,第42页。
(8)于志刚:《死刑存废之争的三重冲突和解决之路》,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第77页;赵秉志:《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第152页。
(9)范进学:《论我国死刑的宪法正当性》,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69页。
(10)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中国、多米尼加、埃及、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11)前引(2),第189-190页。
(12)谢煜伟:《重新检视死刑的应报意义》,载《中研院法学期刊》2014年第15期,第146页。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4)Plato,The Laws of Plato,tr.by Thomas Pang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4.
(15)[美]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16)前引(14),第9页。
(17)前引(14),第360页。
(18)前引(13),第113页。
(19)《法律篇》中明确提到这点的地方有854e1,880e8。
(20)前引(14),第280页。
(21)林志猛:《立法哲人的虔敬:柏拉图〈法义〉卷十义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22)前引(13),第44页。
(23)前引(13),第352页。
(24)Plato,Gorgias,tr.by Joe Sachs,Focus Publishing Press,2009,p.63.
(25)前引(14),第266页。
(26)前引(14),第263页。
(27)前引(14),第268页。
(28)[美]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包利民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29)前引(13),第119页。
(30)[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5页。
(31)前引(14),第121-122页。
(32)前引(14),第248页。
(33)前引(14),第343页。
(34)前引(14),第258页。
(35)前引(14),第258页。
(36)前引(14),第361页。
(37)前引(14),第354-355页。
(38)前引(14),第358页。
(39)Glenn R Morrow,Plato’s Cretan City: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561.
(40)前引(14),第247页。盗窃圣物的罪行在阿提卡法律中也是死刑并禁止埋葬。See Trevor J Saunders,Plato’s Penal Code:Tradition,Controversy,and Reform in Greek Penology,Clarendon Press,1991,pp.289-290.
(41)前引(14),第308-309页。
(42)前引(21),第298页。
(43)前引(30),第328页。
(44)前引(14),第309页。
(45)前引(40)Trevor J Saunders文,第313页。
(46)前引(14),第311页。
(47)Morrow认为禁止埋葬的情形也适用于政治颠覆类罪。参见前引(39),第492页。但是,查阅《法律篇》原文,柏拉图并没有明确说犯有政治颠覆罪的人被处死后禁止埋葬。
(48)[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49)这种针对更为严重的罪犯禁止埋葬的规定并不是柏拉图的原创,阿提卡的法律中就有这类处罚。参见前引(39),第492页。
(50)前引(24),第118页。
(51)前引(13),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