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石兽的定名与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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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禄""辟邪"是想象中的神兽,常常作为神道石刻,放置于东汉陵墓神道两侧。今以1954年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一对有翼石兽为例,结合文献和石刻、铜牌等实物资料,梳理天禄、辟邪在不同话语系统中的定名标准,并用以明确孙旗屯石兽的定名依据。作者通过考证这对石兽颈后的七字铭文,并与洛阳地区东汉墓出土形制相似的随葬品进行比较,推断孙旗屯石兽的制作年代应为东汉中期晚段。
‘Tianlu’ and ‘Pixie’,mythical beasts of stone sculpture,usually stood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course way leading to the entrance of the mausoleum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thesis examines the pair of stone beast sculptures excavated in Sunqitun Village,Luoyang,Henan Province and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documents,bronze plates for the principles of naming‘Tianlu’and‘Pixie’in different textual language systems,then the result of which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naming the stone beast sculptures in Sunqitun Village.The mentioned pair of beasts were dated to be produced in the late middl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seven-character scripts in their neck back and the similar burial objects in the Eastern-Han tombs around.
‘Tianlu’ and ‘Pixie’,mythical beasts of stone sculpture,usually stood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course way leading to the entrance of the mausoleum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thesis examines the pair of stone beast sculptures excavated in Sunqitun Village,Luoyang,Henan Province and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documents,bronze plates for the principles of naming‘Tianlu’and‘Pixie’in different textual language systems,then the result of which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naming the stone beast sculptures in Sunqitun Village.The mentioned pair of beasts were dated to be produced in the late middl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seven-character scripts in their neck back and the similar burial objects in the Eastern-Han tombs around.
引文
(1)孙机先生有如下论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420,文物出版社,1991年;《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页480-4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96-101,文物出版社,1998年。
(3)李零先生论述如下:《入山与出塞》,《文物》2000年第2期;《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见氏著《入山与出塞》页87-135,文物出版社,2004年;《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前揭《入山与出塞》页136-144;《“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见氏著《万变》页329-38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4)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
(5)秦臻:《汉代陵墓石兽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
(6)王煜的论述有以下两篇:《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年第12期;《论芦山东汉三国姜城遗址城门石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7)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
(1)《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页215,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1984年。
(3)《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关于双角兽的基本数据,另有两说:一是高109,长166厘米,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4,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二是高108厘米,长168厘米,宽43厘米,参见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黄河文明展》页122,中日新闻社,1986年。
(4)前揭《黄河文明展》页122。
(1)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1)2017年9月7日,承蒙洛阳师范学院杨志强先生现场讲解独角石兽的造型特点,特此致谢。
(2)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3)翟继才:《洛阳市文管会配合防洪工程清理出二千七百余件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按:本文的作者应名为翟继才,但简报中误写作翟维才,因此造成诸多误会,特在此提出并纠正。
(4)主要有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4;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页29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5)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6)前揭《中国历史博物馆》页215。
(7)前揭《黄河文明展》页122。
(8)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2)《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页3889,中华书局,1962年。
(1)前揭《汉书》卷九六上,页3889。
(2)前揭《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420。
(3)前揭《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页97-98。
(4)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关林》页3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孙机先生根据《浙江出土铜镜》(1987年版)图24和《绍兴古镜聚英》图版19两面铜镜上的独角兽形象及其“辟邪”榜题或铭文,认为辟邪是独角。见前揭《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页483。
(6)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
(7)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页221,文物出版社,2006年。
(8)前揭《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页221。
(1)东汉宗资墓前石兽即是南阳汉画馆现藏的一对石兽,这本是学界的共识。但是,2017年8月29日南阳汉画馆研究部牛天伟主任通过电话告知:其一,这一对石兽并非原配,虽然它们均出土于同一个家族墓地,不过其中一件属于宗资墓,而另一件则属于宗氏家族另一位成员的墓,是后人将它们配做一对的,所以它们并非均为宗资墓前石兽。其二,因这对石兽头部略残,为了固定残石,在兽头上打了一些眼,因此已经看不出两兽头顶正中是否有角了。有一兽刻有“天禄”铭文,应该是后人摹刻的。民国时期,石兽曾经存于玄妙观,滕固先生考察过其中一件石兽,他的记述或可为牛主任的说法提供佐证:“原石辟邪一物,今在南阳玄妙观东园,另一有翼兽亦在东园,闻从他处移来的,头部略有毁损,足部全毁,不能细辨其原型,然有翼兽之名天禄辟邪,已无问题。”见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滕固艺术文集》页276-27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李零先生也称,“宗资墓前的一对(或说只有一件属宗资墓,另一件不是)”,前揭《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页106。
(2)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考灵帝纪》唐李贤注,注曰:“天禄,兽也。时使掖廷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关阙外,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案:今邓县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参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页353,中华书局,1965年。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2)前揭《“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万变》页360。
(3)前揭《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
(1)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笔者虽然认为刘卫鹏博士将天禄视作龙形象、辟邪视作虎形象的观点需要斟酌;但赞同从总体而论,铜镜上的天禄、辟邪是以龙或虎形象出现的观点。
(2)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3)宫大中:《洛阳古代世俗石刻艺术概说》,《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4)苏健:《洛阳新获石辟邪的造型艺术与汉代石辟邪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秦臻沿用了苏健的说法,见前揭《汉代陵墓石兽研究》,页59、80-81。
(5)前揭《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页57。
(1)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页118,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2)在石匠成奴、刘汉生活的时间段内,国家实行编户齐民制,直接导致土地人口的流行性差。
(3)[表一]所选对比字形,均采自陈振濂、王义骅主编:《中国隶书大字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湖北美术出版社编:《汉碑书法字典》,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1)图版参见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页88-89。年代判断引自宋岚的观点,详见宋岚:《中国狮子图像的渊源探究》页30,南京艺术学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第3卷《东汉三国》,页36-37,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3)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年第10期;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2。
(4)前揭《汉代陵墓石兽研究》页61。
(5)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207,图版陆贰:3,科学出版社,1959年。
(6)乔栋、史家珍主编:《偃师华润电厂考古报告》页90,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
(7)王绣主编:《魅力洛阳·河洛地区文物考古成果精华》页46,大象出版社,2005年。
(1)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
(2)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96-101,文物出版社,1998年。
(3)李零先生论述如下:《入山与出塞》,《文物》2000年第2期;《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见氏著《入山与出塞》页87-135,文物出版社,2004年;《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前揭《入山与出塞》页136-144;《“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见氏著《万变》页329-38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4)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
(5)秦臻:《汉代陵墓石兽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
(6)王煜的论述有以下两篇:《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年第12期;《论芦山东汉三国姜城遗址城门石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7)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
(1)《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页215,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1984年。
(3)《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关于双角兽的基本数据,另有两说:一是高109,长166厘米,参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4,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二是高108厘米,长168厘米,宽43厘米,参见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黄河文明展》页122,中日新闻社,1986年。
(4)前揭《黄河文明展》页122。
(1)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1)2017年9月7日,承蒙洛阳师范学院杨志强先生现场讲解独角石兽的造型特点,特此致谢。
(2)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3)翟继才:《洛阳市文管会配合防洪工程清理出二千七百余件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按:本文的作者应名为翟继才,但简报中误写作翟维才,因此造成诸多误会,特在此提出并纠正。
(4)主要有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4;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页29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5)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6)前揭《中国历史博物馆》页215。
(7)前揭《黄河文明展》页122。
(8)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南昌路东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2)《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页3889,中华书局,1962年。
(1)前揭《汉书》卷九六上,页3889。
(2)前揭《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420。
(3)前揭《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页97-98。
(4)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关林》页3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孙机先生根据《浙江出土铜镜》(1987年版)图24和《绍兴古镜聚英》图版19两面铜镜上的独角兽形象及其“辟邪”榜题或铭文,认为辟邪是独角。见前揭《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页483。
(6)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
(7)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页221,文物出版社,2006年。
(8)前揭《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页221。
(1)东汉宗资墓前石兽即是南阳汉画馆现藏的一对石兽,这本是学界的共识。但是,2017年8月29日南阳汉画馆研究部牛天伟主任通过电话告知:其一,这一对石兽并非原配,虽然它们均出土于同一个家族墓地,不过其中一件属于宗资墓,而另一件则属于宗氏家族另一位成员的墓,是后人将它们配做一对的,所以它们并非均为宗资墓前石兽。其二,因这对石兽头部略残,为了固定残石,在兽头上打了一些眼,因此已经看不出两兽头顶正中是否有角了。有一兽刻有“天禄”铭文,应该是后人摹刻的。民国时期,石兽曾经存于玄妙观,滕固先生考察过其中一件石兽,他的记述或可为牛主任的说法提供佐证:“原石辟邪一物,今在南阳玄妙观东园,另一有翼兽亦在东园,闻从他处移来的,头部略有毁损,足部全毁,不能细辨其原型,然有翼兽之名天禄辟邪,已无问题。”见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滕固艺术文集》页276-27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李零先生也称,“宗资墓前的一对(或说只有一件属宗资墓,另一件不是)”,前揭《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页106。
(2)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考灵帝纪》唐李贤注,注曰:“天禄,兽也。时使掖廷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关阙外,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案:今邓县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参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页353,中华书局,1965年。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2)前揭《“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万变》页360。
(3)前揭《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
(1)刘卫鹏:《东汉“天禄”铜镜的发现与探讨》,《文物》2016年第3期。笔者虽然认为刘卫鹏博士将天禄视作龙形象、辟邪视作虎形象的观点需要斟酌;但赞同从总体而论,铜镜上的天禄、辟邪是以龙或虎形象出现的观点。
(2)前揭《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封三。
(3)宫大中:《洛阳古代世俗石刻艺术概说》,《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4)苏健:《洛阳新获石辟邪的造型艺术与汉代石辟邪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秦臻沿用了苏健的说法,见前揭《汉代陵墓石兽研究》,页59、80-81。
(5)前揭《洛阳市志》第14卷《文物志》,页57。
(1)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页118,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2)在石匠成奴、刘汉生活的时间段内,国家实行编户齐民制,直接导致土地人口的流行性差。
(3)[表一]所选对比字形,均采自陈振濂、王义骅主编:《中国隶书大字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湖北美术出版社编:《汉碑书法字典》,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1)图版参见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页88-89。年代判断引自宋岚的观点,详见宋岚:《中国狮子图像的渊源探究》页30,南京艺术学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林通雁主编:《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第3卷《东汉三国》,页36-37,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3)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年第10期;前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图版说明页32。
(4)前揭《汉代陵墓石兽研究》页61。
(5)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207,图版陆贰:3,科学出版社,1959年。
(6)乔栋、史家珍主编:《偃师华润电厂考古报告》页90,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
(7)王绣主编:《魅力洛阳·河洛地区文物考古成果精华》页46,大象出版社,2005年。
(1)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