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萨满教与清代国家祭祀
摘要
清代统治者既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国家祭祀,也保留了本民族的萨满教祭祀。深入比较可知,清代国家祭祀仪式中融入了萨满教的信仰逻辑与因素,为其增添了满族文化特色;元旦堂子拜天与冬至圜丘祀天两种祭天体系具备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满汉并重的文化策略;出征凯旋拜堂子之礼,虽不如政书典籍记载之频繁,但统治者对其重视程度并未改变。由此透视出清代统治者对待满汉文化的态度,他们秉持开放心态实现了满汉文化的交融。
引文
(1)相关研究,参见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载《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富育光:《清宫堂子祭祀辨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杜家骥:《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满族研究》1990年第1期;白洪希:《清宫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张世尊:《盛京“堂子”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
(2)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邹爱莲:《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载《清代宫史丛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3)此类研究仅见楠木贤道:《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清太宗实录》卷218“天聪十年四月庚辰”。
(2)福格:《听雨丛谈》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3)《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己亥”。
(4)《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癸亥”。
(5)《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丁卯”。
(6)《清世祖实录》卷57“顺治八年六月乙丑”。
(7)《大清会典(乾隆朝)》卷4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4页。
(8)本书编委会:《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13册,第6313页。
(9)《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1页。
(10)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26,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丙午”。
(2)《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四年闰三月丁卯”。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3,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1965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6-347页。
(5)《大清会典(康熙朝)》卷65,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3355页。
(6)《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
(7)《清宣宗实录》卷68“道光四年五月甲戌”。
(1)《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336,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4873-4874页。
(2)《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336,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4916-4918页。
(3)《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丑”:“冬至,上率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群臣,斋戒三日,以太牢祀天于圜丘,并告征朝鲜之由。”
(4)太宗皇太极改元崇德始于当年五月,崩于八年八月,在位八年。但崇德元年正月实为天聪十年正月,当年虽亲诣堂子但不计在崇德年内,元旦亲祀堂子比例为6/7,即85.7%;皇太极亡于崇德八年八月,未及十月冬至,冬至亲祀圜丘比例为1/7,即14.3%。以下亲祀比例皆按此方式计算。
(5)顺治皇帝崩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则第十八年没有祭祀。
(6)顺治皇帝自顺治元年至五年,十、十一年均亲诣行礼,六至九年,十二、十三年均避痘免朝贺。十三年十二月,下旨停止元旦诣堂子行礼。
(7)康熙皇帝崩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8)康熙元年未行礼,二十七年因太皇太后丧未行礼,四十七年因病未行礼,四十八年未说明原因,五十七年因皇太后丧未行礼,其余皆亲诣堂子行礼。
(9)顺治十八年,康熙即位,当年冬至亲诣行礼。
(10)雍正皇帝崩于雍正十三年八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11)雍正元年康熙帝丧未行礼,七年至十三年,均未亲诣堂子行礼,未说明原因。
(12)雍正八年遣官行礼,十三年崩于冬至前。
(13)乾隆五年、四十九年均因病未亲诣行礼。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嘉庆元年至三年仍亲诣堂子行礼。
(14)嘉庆帝崩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1)道光帝崩于道光三十年正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2)道光三十年,因日食、皇太后丧礼未诣堂子行礼。
(3)咸丰帝崩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4)咸丰八年、十一年未诣堂子行礼,原因不明。
(5)咸丰三、七、八、九、十年皆因腿疾未亲诣圜丘行礼。
(6)同治帝于同治十二年亲政,崩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7)同治帝五岁即位,于同治十二年亲政,当年元旦亲诣堂子行礼,同治十三年亦行礼,遂病逝。
(8)同治帝十二年亲政,同治十一年、十二年亲诣圜丘行礼,同治十三年病逝。
(9)光绪帝四岁即位,光绪十三年亲政,崩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
(10)光绪元年因同治帝丧未行礼。光绪二年即开始亲诣堂子行礼。三、五、十、十一、十二、十三年均未行礼,原因不明。二十五、二十六年未行礼,或因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于瀛台。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携光绪帝避难西逃,二十七年元旦正于逃亡途中未行礼。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恢复亲诣堂子行礼。
(11)光绪帝于光绪十三年亲政,十二年冬至即亲祀圜丘,之后二十四、二十五年因病遣官代行礼,二十六、二十七年避难西逃,其余均亲诣行礼。
(12)宣统皇帝三岁即位,未及亲政清朝便灭亡。
(13)《清德宗实录》卷485“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派工部尚书张百熙等估修改建堂子工程。”
(1)同治帝十二年亲政,同治十一年、十二年亲诣圜丘行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病逝,亲祀比例2/3,即66.7%。光绪帝十三年亲政,十二年冬至即亲祀圜丘,之后二十四、二十五年因病遣官代行礼,二十六、二十七年避难西逃,其余均亲诣行礼,三十四年十月病逝,亲祀比例18/23,即78.3%。
(2)郑天挺先生最早注意到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期间未拜堂子的记载,指出这种仪式“有时亦省略了”。参见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载《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0页。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堂子地位的质疑,并引申到满洲礼俗的消失,以及满汉文化消长的讨论。以下所列论著,皆持此观点,如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杜家骥:《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满族研究》1990年第1期;邹爱莲:《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载《清代宫史丛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白洪希:《清宫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清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子”。
(2)《满洲实录》卷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22、427页;《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三年四月壬寅”:“谕毕,上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4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4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6页。
(6)萨尔浒大战后,凯旋途中先后祭纛两次,回都城后未拜堂子。天命八年五月、天命十年四月和七月,征蒙古、瓦尔喀、卦勒察的将士凯旋,努尔哈赤皆出城亲迎,并在城外杀牛祭纛,回城后未拜堂子。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480、628、636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0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7页。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5页。
(2)《清太宗实录》卷45“崇德四年三月乙酉”。
(3)《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四月辛丑”“崇德四年五月乙丑”。
(4)《清太宗实录》卷25“天聪九年九月癸未”。
(5)《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三月甲寅”。
(6)天聪元年正月,命贝勒阿敏等出征朝鲜;天聪二年二月,亲征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天聪二年九月,亲征察哈尔部;崇德四年,亲征明朝,出征未拜堂子;崇德六年,命多尔衮等进围锦州,亲送未拜堂子。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05、879、909页;《清太宗实录》卷45“崇德四年正月壬寅”、卷56“崇德六年六月丁未”。
(7)天聪五年,亲征伐明,大凌河之战凯旋;天聪七年,命贝勒岳讬等征旅顺凯旋;崇德三年,亲征喀尔喀凯旋。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甲申”、卷15“天聪七年八月庚辰”、卷41“崇德三年三月乙巳”。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85、888页。
(9)孙溶总校:《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99,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7页。
(10)《清世祖实录》卷99“顺治十三年三月甲午”。
(1)第一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出发,六月癸巳凯旋。第二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壬申出发,十二月壬寅归京。第三次亲征,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出发,五月乙未凯旋。
(2)《清圣祖实录》卷45“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卷50“康熙十三年十月壬辰”、卷50“康熙十三年十月丙申”、卷55“康熙十四年闰五月癸卯”。
(3)《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己丑”。
(4)《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丙辰”。
(5)《清高宗实录》卷328“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上癸丑”。
(6)《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
(7)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礼部则例(道光朝)》卷41,载《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8)《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
(2)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邹爱莲:《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载《清代宫史丛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3)此类研究仅见楠木贤道:《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清太宗实录》卷218“天聪十年四月庚辰”。
(2)福格:《听雨丛谈》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3)《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己亥”。
(4)《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癸亥”。
(5)《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丁卯”。
(6)《清世祖实录》卷57“顺治八年六月乙丑”。
(7)《大清会典(乾隆朝)》卷4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4页。
(8)本书编委会:《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13册,第6313页。
(9)《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1页。
(10)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26,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丙午”。
(2)《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四年闰三月丁卯”。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3,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1965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6-347页。
(5)《大清会典(康熙朝)》卷65,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3355页。
(6)《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
(7)《清宣宗实录》卷68“道光四年五月甲戌”。
(1)《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336,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4873-4874页。
(2)《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336,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4916-4918页。
(3)《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丑”:“冬至,上率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群臣,斋戒三日,以太牢祀天于圜丘,并告征朝鲜之由。”
(4)太宗皇太极改元崇德始于当年五月,崩于八年八月,在位八年。但崇德元年正月实为天聪十年正月,当年虽亲诣堂子但不计在崇德年内,元旦亲祀堂子比例为6/7,即85.7%;皇太极亡于崇德八年八月,未及十月冬至,冬至亲祀圜丘比例为1/7,即14.3%。以下亲祀比例皆按此方式计算。
(5)顺治皇帝崩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则第十八年没有祭祀。
(6)顺治皇帝自顺治元年至五年,十、十一年均亲诣行礼,六至九年,十二、十三年均避痘免朝贺。十三年十二月,下旨停止元旦诣堂子行礼。
(7)康熙皇帝崩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8)康熙元年未行礼,二十七年因太皇太后丧未行礼,四十七年因病未行礼,四十八年未说明原因,五十七年因皇太后丧未行礼,其余皆亲诣堂子行礼。
(9)顺治十八年,康熙即位,当年冬至亲诣行礼。
(10)雍正皇帝崩于雍正十三年八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11)雍正元年康熙帝丧未行礼,七年至十三年,均未亲诣堂子行礼,未说明原因。
(12)雍正八年遣官行礼,十三年崩于冬至前。
(13)乾隆五年、四十九年均因病未亲诣行礼。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嘉庆元年至三年仍亲诣堂子行礼。
(14)嘉庆帝崩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1)道光帝崩于道光三十年正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2)道光三十年,因日食、皇太后丧礼未诣堂子行礼。
(3)咸丰帝崩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未及当年冬至祭祀。
(4)咸丰八年、十一年未诣堂子行礼,原因不明。
(5)咸丰三、七、八、九、十年皆因腿疾未亲诣圜丘行礼。
(6)同治帝于同治十二年亲政,崩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7)同治帝五岁即位,于同治十二年亲政,当年元旦亲诣堂子行礼,同治十三年亦行礼,遂病逝。
(8)同治帝十二年亲政,同治十一年、十二年亲诣圜丘行礼,同治十三年病逝。
(9)光绪帝四岁即位,光绪十三年亲政,崩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
(10)光绪元年因同治帝丧未行礼。光绪二年即开始亲诣堂子行礼。三、五、十、十一、十二、十三年均未行礼,原因不明。二十五、二十六年未行礼,或因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于瀛台。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携光绪帝避难西逃,二十七年元旦正于逃亡途中未行礼。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恢复亲诣堂子行礼。
(11)光绪帝于光绪十三年亲政,十二年冬至即亲祀圜丘,之后二十四、二十五年因病遣官代行礼,二十六、二十七年避难西逃,其余均亲诣行礼。
(12)宣统皇帝三岁即位,未及亲政清朝便灭亡。
(13)《清德宗实录》卷485“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派工部尚书张百熙等估修改建堂子工程。”
(1)同治帝十二年亲政,同治十一年、十二年亲诣圜丘行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病逝,亲祀比例2/3,即66.7%。光绪帝十三年亲政,十二年冬至即亲祀圜丘,之后二十四、二十五年因病遣官代行礼,二十六、二十七年避难西逃,其余均亲诣行礼,三十四年十月病逝,亲祀比例18/23,即78.3%。
(2)郑天挺先生最早注意到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期间未拜堂子的记载,指出这种仪式“有时亦省略了”。参见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载《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0页。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堂子地位的质疑,并引申到满洲礼俗的消失,以及满汉文化消长的讨论。以下所列论著,皆持此观点,如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杜家骥:《从清代的宫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萨满教》,《满族研究》1990年第1期;邹爱莲:《清宫萨满祭祀的兴衰与演变》,载《清代宫史丛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白洪希:《清宫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清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子”。
(2)《满洲实录》卷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22、427页;《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三年四月壬寅”:“谕毕,上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4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4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6页。
(6)萨尔浒大战后,凯旋途中先后祭纛两次,回都城后未拜堂子。天命八年五月、天命十年四月和七月,征蒙古、瓦尔喀、卦勒察的将士凯旋,努尔哈赤皆出城亲迎,并在城外杀牛祭纛,回城后未拜堂子。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480、628、636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0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7页。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5页。
(2)《清太宗实录》卷45“崇德四年三月乙酉”。
(3)《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四月辛丑”“崇德四年五月乙丑”。
(4)《清太宗实录》卷25“天聪九年九月癸未”。
(5)《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三月甲寅”。
(6)天聪元年正月,命贝勒阿敏等出征朝鲜;天聪二年二月,亲征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天聪二年九月,亲征察哈尔部;崇德四年,亲征明朝,出征未拜堂子;崇德六年,命多尔衮等进围锦州,亲送未拜堂子。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05、879、909页;《清太宗实录》卷45“崇德四年正月壬寅”、卷56“崇德六年六月丁未”。
(7)天聪五年,亲征伐明,大凌河之战凯旋;天聪七年,命贝勒岳讬等征旅顺凯旋;崇德三年,亲征喀尔喀凯旋。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甲申”、卷15“天聪七年八月庚辰”、卷41“崇德三年三月乙巳”。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85、888页。
(9)孙溶总校:《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99,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7页。
(10)《清世祖实录》卷99“顺治十三年三月甲午”。
(1)第一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出发,六月癸巳凯旋。第二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壬申出发,十二月壬寅归京。第三次亲征,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出发,五月乙未凯旋。
(2)《清圣祖实录》卷45“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卷50“康熙十三年十月壬辰”、卷50“康熙十三年十月丙申”、卷55“康熙十四年闰五月癸卯”。
(3)《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己丑”。
(4)《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丙辰”。
(5)《清高宗实录》卷328“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上癸丑”。
(6)《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
(7)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礼部则例(道光朝)》卷41,载《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8)《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下丙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