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文化:“后乡土”乡村治理的内生价值之维
|
摘要
当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迈向以城市信仰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发展主义深入骨髓之时,由亲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构成的"后乡土"社会正面临着共同体的瓦解甚至是"农民的终结"的重大问题。在"后乡土"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找寻、重塑与创新乡村社会的内生价值。以客观科学礼敬态度,发掘"新乡贤"文化的传统人文精神,构建交融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新乡村共同体,赋予乡村的新人文系统,确立乡村研究的新乡土叙事,促成农民的文化自觉以及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皈依,实现"三治合一"的乡村善治。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 system of meaning expressed in the center of urban belief has led to the spread of development and nihilism. As a village made up of the kinship,folk faith and the countryside,it is fac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even " the end of peasants". One of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rural land is to reshape and innovate the culture of country. From the country's three big space,power,faith,life space,worshipping with objective scientific attitude,explore the " new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build a blend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of new countryside community. The new connot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given,Chinese narration of rural research is established,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peasants is realized,and value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converted.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 system of meaning expressed in the center of urban belief has led to the spread of development and nihilism. As a village made up of the kinship,folk faith and the countryside,it is fac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even " the end of peasants". One of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rural land is to reshape and innovate the culture of country. From the country's three big space,power,faith,life space,worshipping with objective scientific attitude,explore the " new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build a blend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of new countryside community. The new connot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given,Chinese narration of rural research is established,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peasants is realized,and value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converted.
引文
[1]孙治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俞汝楫.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业印书馆,1981
[3]费孝通.乡土重建[M].岳麓书社,2012
[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9]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
[10]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1]贺雪峰.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J].农村工作通讯,2015(8):38.
[12]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2011(10):28.
[13]何慧丽,程晓蕊,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J].开放时代,2014(4):166.
[14]曾鹰.后乡土语境下新乡村共同体构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1):165.
[15]徐祖澜.绅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参见《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啄狗彘之畜……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2)当代著名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指出:“乡约制度是中国古来昔贤先觉建设乡村的一种理想,一种试验。”(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不过,经系统化研究,他深刻洞察到,中国乡约虽不乏自治理论与实践,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民众缺乏自治的观念和意识。
(3)目前,学界对新乡贤文化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时间界定也是含糊的。在本文中,新乡贤文化特指随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因农村治理和农业发展方式巨变,作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主体的一次文化自觉。它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更深层次的社会知觉与实践运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试图解决“后三农”问题的重要事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珍贵的思想资源。
(4)礼俗强调以家为核心,用伦理道德维系乡村民众的行为规范,法理则强调法的精神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制衡与约束,即契约的强制力与有效性。实现礼俗与法理的重叠、互通、共生,彰显基于礼俗在乡村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及法理在现代乡村发展中的科学性,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符合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又有利于乡村向现代转型。
(5)“返乡体”的文化学意义是多维的,一方面,表明公众开始对农村嬗变产生普遍性知觉,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着三大挑战:乡土性淡化使“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复兴支撑不足令社会治理力量薄弱;乡村自组织缺乏对乡村治理问题缺乏系统认知。但另一方面,其“怀乡病”在乡土想象与真实乡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促逼这一场社会知觉运动遮蔽了真正的可行方案。对此,笔者认为须诉诸于具有高度社会知觉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乡贤来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德治-法治-自治”有机统一的乡村治理模式,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和乡土重建。
(6)费孝通先生将乡土社会的秩序概括为“礼治秩序”,这其实是一种既不需要“同意权力”(合同契约)也不需要“横暴权力”(国家法律)就可维持的秩序,构建这一秩序的基础是“教化权力”(文化),即礼俗的力量或文化的力量。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8-53.
(7)由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同一姓氏或不同姓氏比邻而居的一群家庭,长期生产生活繁衍下去,形成了村落共有的土地、祠堂、庙宇以及建立其上的礼俗制度,成了与其相适洽的生活样式、生产方式、生计方法,是谓村庄共同体文化。它主要表现为三大空间:权力空间、信仰空间以及生命空间。如今这三大空间均面临重构之虞,必须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才能保证乡村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价值皈依。
(8)在2015~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三次明确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强调“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此外,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7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均对乡村振兴及有关新乡贤提出了重要论述。由此可见,新乡贤文化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9)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10)这两年提出的田园综合体概念,相当新颖,旨在将农村建设成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但通观整个理念架构,都是通过各种产业化操作整合与利用乡村资源,却没有任何涉及到道德、文化以及乡村平民教育等因素。试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不“开化”,乡村建设无法以乡村自身为主体,又如何能避免城市商业文化对乡村资源的再一次掠夺和乡村文化的进一步流失呢?
(11)目睹因农村人口外迁,大量古建筑闲置、废弃甚至倒塌,还有不少古村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被一夜铲平的危机,早在2001年,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的冯骥才,便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指出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性,使之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2014年11月,汤敏发起“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让一个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者自发担当起乡贤职责,让关心公共事务、体察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这股精神在普通人中复兴。
[2]俞汝楫.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业印书馆,1981
[3]费孝通.乡土重建[M].岳麓书社,2012
[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9]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
[10]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1]贺雪峰.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J].农村工作通讯,2015(8):38.
[12]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2011(10):28.
[13]何慧丽,程晓蕊,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J].开放时代,2014(4):166.
[14]曾鹰.后乡土语境下新乡村共同体构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1):165.
[15]徐祖澜.绅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参见《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啄狗彘之畜……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2)当代著名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指出:“乡约制度是中国古来昔贤先觉建设乡村的一种理想,一种试验。”(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不过,经系统化研究,他深刻洞察到,中国乡约虽不乏自治理论与实践,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民众缺乏自治的观念和意识。
(3)目前,学界对新乡贤文化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时间界定也是含糊的。在本文中,新乡贤文化特指随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因农村治理和农业发展方式巨变,作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主体的一次文化自觉。它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更深层次的社会知觉与实践运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试图解决“后三农”问题的重要事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珍贵的思想资源。
(4)礼俗强调以家为核心,用伦理道德维系乡村民众的行为规范,法理则强调法的精神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制衡与约束,即契约的强制力与有效性。实现礼俗与法理的重叠、互通、共生,彰显基于礼俗在乡村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及法理在现代乡村发展中的科学性,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符合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又有利于乡村向现代转型。
(5)“返乡体”的文化学意义是多维的,一方面,表明公众开始对农村嬗变产生普遍性知觉,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着三大挑战:乡土性淡化使“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乡村复兴支撑不足令社会治理力量薄弱;乡村自组织缺乏对乡村治理问题缺乏系统认知。但另一方面,其“怀乡病”在乡土想象与真实乡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促逼这一场社会知觉运动遮蔽了真正的可行方案。对此,笔者认为须诉诸于具有高度社会知觉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乡贤来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德治-法治-自治”有机统一的乡村治理模式,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和乡土重建。
(6)费孝通先生将乡土社会的秩序概括为“礼治秩序”,这其实是一种既不需要“同意权力”(合同契约)也不需要“横暴权力”(国家法律)就可维持的秩序,构建这一秩序的基础是“教化权力”(文化),即礼俗的力量或文化的力量。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8-53.
(7)由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同一姓氏或不同姓氏比邻而居的一群家庭,长期生产生活繁衍下去,形成了村落共有的土地、祠堂、庙宇以及建立其上的礼俗制度,成了与其相适洽的生活样式、生产方式、生计方法,是谓村庄共同体文化。它主要表现为三大空间:权力空间、信仰空间以及生命空间。如今这三大空间均面临重构之虞,必须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才能保证乡村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价值皈依。
(8)在2015~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三次明确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强调“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此外,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7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均对乡村振兴及有关新乡贤提出了重要论述。由此可见,新乡贤文化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9)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10)这两年提出的田园综合体概念,相当新颖,旨在将农村建设成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但通观整个理念架构,都是通过各种产业化操作整合与利用乡村资源,却没有任何涉及到道德、文化以及乡村平民教育等因素。试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不“开化”,乡村建设无法以乡村自身为主体,又如何能避免城市商业文化对乡村资源的再一次掠夺和乡村文化的进一步流失呢?
(11)目睹因农村人口外迁,大量古建筑闲置、废弃甚至倒塌,还有不少古村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被一夜铲平的危机,早在2001年,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的冯骥才,便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指出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性,使之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2014年11月,汤敏发起“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让一个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者自发担当起乡贤职责,让关心公共事务、体察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这股精神在普通人中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