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佛教仪礼与艺术中的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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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有关琉璃的研究成果,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琉璃的名义考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考察,对于琉璃在佛教信仰与仪式实践中的意涵则未能深入开掘。本文综合运用佛教典籍、史志诗文、敦煌文献、图像资料、考古遗存中的相关史料,从琉璃在佛教"七宝"观念中的意义和仪礼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入手,分析琉璃与其他宝物的整体关系,从佛教供养与法器的信仰实践揭示其宗教功能与象征含义,进而追溯其观念源流以及在文本和图像中的表现。
In Buddhist texts,liuli wa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Seven Treasures(qibao七宝).The author investigated all kinds of materials concerning glass:Buddhist scriptures,historical records,Chinese poetries and literatures,stone inscriptions,manuscripts and paintings from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mural paintings in Gansu and Xinjiang,archeological relics from terrestrial palaces of Buddhist pagodas,tombs and cellars,and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li and other unearthed remains i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Seven Treasures,and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offerings(treasure offering and flower offering)and sacred utensils.The author hopes to cast some new light on the religious func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liuli in Buddhist ritual practices,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concept and examine its demonstration in text and art.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intended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itual text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using of sacred objects and to rethink the role of material culture in Buddhist history and natural history in Medieval China.
In Buddhist texts,liuli wa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Seven Treasures(qibao七宝).The author investigated all kinds of materials concerning glass:Buddhist scriptures,historical records,Chinese poetries and literatures,stone inscriptions,manuscripts and paintings from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mural paintings in Gansu and Xinjiang,archeological relics from terrestrial palaces of Buddhist pagodas,tombs and cellars,and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li and other unearthed remains i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Seven Treasures,and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offerings(treasure offering and flower offering)and sacred utensils.The author hopes to cast some new light on the religious func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liuli in Buddhist ritual practices,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concept and examine its demonstration in text and art.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intended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itual text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using of sacred objects and to rethink the role of material culture in Buddhist history and natural history in Medieval China.
引文
(1)张维用:《琉璃名实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赵永:《琉璃名称考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
(2)相关研究成果甚多,最新的系统性著作,参看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3)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Los Angeles: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薛爱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08~510页。中译本改正了引文的一些错误并加了一些研究性的译注,极便读者。薛爱华书中所论偏于文献考辨,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探讨的主要著作有:由水常雄:《ガラスの道:形と技術の交渉史》,东京:德间书店,197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东洋古代ガラス:东西交渉史の视点から》,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年;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1)Hou Ching-lang,“Trésors du m onastère Long-hingàTouen-houang:uneétude sur le m anuscrit P.3432,”dans M.Soym ié(dir.),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études de Touen-houang(Genève:Droz,1981):149-168.中译文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谢和耐、苏远鸣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7~95页。
(2)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09页。
(3)姜伯勤先生曾讨论敦煌与发自波斯的“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其中“琉璃之路”的提法颇具新意,但未能展开论述。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69页。安家瑶对此有所申论,参看氏撰:《玻璃之路---从汉到唐的玻璃艺术》,《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5年,第21~27页。
(4)(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3年,第72~76、73、74页。
(5)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6~260页。
(6)参看柯嘉豪:《“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庄严具足”:中国佛教的物质观》,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37页;John H.Kieschnick(柯嘉豪),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2-14.
(8)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206、449~468页。
(9)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10)参看定方晟:《七宝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4卷第1号,1975年,第84~91页。
(1)《大正藏》卷54,第1105页上栏。
(2)《大正藏》卷12,第346页下栏~347页上栏。
(3)《大正藏》卷1,第310页下栏。
(4)小野田伸:《古代ガラスを意味する「琉璃」と「0)璃」について》,《Glass:ガラス工艺研究会志》第43号,1999年,第27~30页。
(5)Berthold 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Chicago: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12)110-112.罗佛的看法代表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现在看來需要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重新检证。
(6)罗佛在当时佛教和印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Berthold 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p.111.这一观点为薛爱华所承袭,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537页。
(7)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余太山认为《魏书》所载波斯物产之文出自《周书》,《魏书》原文虽然亦有这类物产的记录,只是由于并未超出《周书》范围,因而被《北史》编者用《周书》的记录取代。换言之,《魏书》原始记录已不可得知。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6页。
(8)例如在波斯珠宝商内沙不里(Nayshābūrī)写成的第一部波斯语《珍宝书》中,水精和玻璃就是同一个词。Muh.m m ad ibn Abīal-Barakāt JuharīNayshābūrī,Javāhir-nāma-yi Niz.āmī,ed.Iraj Afshār(Tehran:Mīrās.-i Maktūb,2004).此材料承邱轶皓博士提示,谨致谢忱。
(9)宮嶋纯子:《汉译佛典における翻译语“颇梨”の成立》,《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创刊号,2008年,第365~380页。
(1)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5页。
(2)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0、5045页。
(3)(4)(5)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4~215、101、97页。
(6)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平成五年)》,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1993年,图49。
(7)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中或称琉璃、或称玻璃的情形,据引时依旧。
(8)《大正藏》卷45,第405页上栏。按,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名经》中即有出现,之后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更直接展示了东方琉璃世界之庄严光明,所体现的佛性之净真。
(9)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10)(1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13、215页。
(12)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148页。以上愿文录文均据IDP图版有所改正。
(1)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2)徐坚等著:《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46页。
(3)王炳华:《“琅玕”考》,《西域考古文存》,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37页。
(4)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9、282页。
(5)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大阪:大广,2005年,第134页。
(6)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7)篠原典生:《脱库孜萨来佛寺伽蓝布置及分期研究》,《石窟寺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97~206页。
(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
(9)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10)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7~292页。
(11)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北京:中国书店,2014年,第62~63页。
(12)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1)2017年浙江省博物馆特展仅陈列四件,且未加说明。见浙江省博物馆、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编:《佛影湛然:西安临潼唐代造像七宝》,第201页。
(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图228。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48、228页,彩版232。
(4)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宮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5)其中七件玻璃花图版,见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6)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1、82、235~239页。
(7)王炳华:《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文物》1975年第7期。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图一八三。
(8)之前对于绢花只有简单报道,前揭王炳华文认为随葬的绢花只是墓主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未能从信仰层面对其性质和功能有所讨论。
(9)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2002年,第87~94页;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荣新江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9~56页。
(10)录文参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9页。
(1)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4~246页;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9~281页;郭俊叶:《敦煌壁画、文献中的“摩睺罗”与妇女乞子风俗》,《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郭俊叶认为,七夕与七月十五相距不远,佛教中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此时有盂兰盆会、放焰口等一些佛事活动。于阗公主于此时施舍磨睺罗,有可能是七夕之物,节后施舍于寺院供养。按,此说过于牵强,于阗公主所施舍之物,应当是专为盂兰盆节而造,与七夕无涉。
(3)黎毓馨考证静志寺佛塔地宫为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见《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第8~23页。可惜的是,图录中没有专门收录玻璃器。
(4)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5)《文物探源》,《文史月刊》2008年第12期,封三。
(6)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静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10期。
(7)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0、71、15、117页。
(8)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9)关于汉唐间来自龟兹的异物,参见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4~322页。
(10)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绵绫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与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以上两文均已收入其《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263~277、278~294页。
(11)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第128~140页。
(1)大英博物馆监修,Roderick Whitfield编集、解说:《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ヨン》,东京:讲谈社,1982年,图55~1、55~2、56~2。相关研究参看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5~464页。
(2)彩色图版见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第136页。
(3)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4)深井晋司:《圆形切子装饰0)璃碗---正仓院宝物白0)璃碗源流问题について》,氏著:《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ガテス器·金属器》,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7~46页。
(5)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王银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75页。
(6)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琉璃碗源流》,《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旧唐书·高宗本纪》作“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吴玉贵疑《太平御览》所引《唐书》“金”下有夺文(吴玉贵:《唐书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9页)。唐雯主张《御览》所引“唐书”并不是某一部书的专名,而是包括刘昫《唐书》、吴兢等所编一百三十卷本《唐书》及唐代历朝实录在内的唐代各类史料文献的总名。编修者将这一系列史料统一引录作“唐书”,正体现了唐至宋初的士人对于“唐书”这一概念的认识(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史林》2010年第4期)。因此,本条史料虽有异文,或别有所本,未必为银叵罗之误,且从下文考证来看,金颇梨确实存在,故仍其旧文。
(8)魏收:《魏书》,第2275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10)Hofkunst van de Sassanieden:het Perzische rijk tussen Rome en China(224-642)(Brussel: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266.
(1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年第6期。
(12)分型、成分及功能分析,参看张全民:《西安M33汉代玻璃研究》,《文博》2004年第1期。
(1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
(14)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70页。
(1)颇梨作为七宝之一,在唐宋时期敦煌佛寺中的功用及其与密教供养观念的关系,拙文《敦煌佛寺所藏珍宝与密教宝物供养观念》(《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曾作初步讨论,敬请参看。
(2)《大正藏》卷17,第345页下栏。
(3)《大正藏》卷49,第306页中栏~下栏。
(4)《大正藏》卷51,第87页中栏。
(5)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8页。
(6)《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第2082页。《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注略同(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0页)。据下引韦述《集贤注记》,史书库缥带之前缺字可补为“青”。
(7)孙逢吉撰:《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集贤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叶八七背。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2页。文字和标点参考陶校而有所改易。
(1)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0~242页。
(2)拙文《〈唐六典〉修纂考》,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1161~1200页。
(3)王婕等:《一件战国时期八棱柱状铅钡玻璃器的风化研究》,《玻璃与搪瓷》2014年第2期。
(4)磯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中卷(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东京:二玄社,2005年,第67页。
(5)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6)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
(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47~48页。
(8)Yu X in,“Material Culture,Reading Perform ance,and Catalogue System:Sutra Wrapper and Sutra Kerchief in Chinese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Canon,”special lecture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Buddhist Studies Sem inar&the Center for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January 29,2016.
(1)《大正藏》卷19,第522页上栏~中栏。
(2)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僧人兼意专门收集佛经和外典关于宝物的义理和载记,汇编为《宝要抄》。关于杏雨书屋藏此书写本之研究,参看Yu X in,“Assem bling the Precious Bits:Knowledge of Minerals in the Manuscript Houyoushou,”The 12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Baltim ore,Maryland)July 14-18,2008.
(3)关于不空的行历、译著及思想,参看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5~79页。
(4)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文物》1989年第9期;同文(下),《文物》1989年第10期;此据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2)相关研究成果甚多,最新的系统性著作,参看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3)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Los Angeles: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薛爱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08~510页。中译本改正了引文的一些错误并加了一些研究性的译注,极便读者。薛爱华书中所论偏于文献考辨,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探讨的主要著作有:由水常雄:《ガラスの道:形と技術の交渉史》,东京:德间书店,197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东洋古代ガラス:东西交渉史の视点から》,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0年;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1)Hou Ching-lang,“Trésors du m onastère Long-hingàTouen-houang:uneétude sur le m anuscrit P.3432,”dans M.Soym ié(dir.),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études de Touen-houang(Genève:Droz,1981):149-168.中译文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谢和耐、苏远鸣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7~95页。
(2)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09页。
(3)姜伯勤先生曾讨论敦煌与发自波斯的“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其中“琉璃之路”的提法颇具新意,但未能展开论述。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69页。安家瑶对此有所申论,参看氏撰:《玻璃之路---从汉到唐的玻璃艺术》,《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5年,第21~27页。
(4)(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2003年,第72~76、73、74页。
(5)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6~260页。
(6)参看柯嘉豪:《“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庄严具足”:中国佛教的物质观》,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37页;John H.Kieschnick(柯嘉豪),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2-14.
(8)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206、449~468页。
(9)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10)参看定方晟:《七宝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4卷第1号,1975年,第84~91页。
(1)《大正藏》卷54,第1105页上栏。
(2)《大正藏》卷12,第346页下栏~347页上栏。
(3)《大正藏》卷1,第310页下栏。
(4)小野田伸:《古代ガラスを意味する「琉璃」と「0)璃」について》,《Glass:ガラス工艺研究会志》第43号,1999年,第27~30页。
(5)Berthold 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Chicago: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12)110-112.罗佛的看法代表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现在看來需要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重新检证。
(6)罗佛在当时佛教和印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Berthold Laufer,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p.111.这一观点为薛爱华所承袭,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537页。
(7)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余太山认为《魏书》所载波斯物产之文出自《周书》,《魏书》原文虽然亦有这类物产的记录,只是由于并未超出《周书》范围,因而被《北史》编者用《周书》的记录取代。换言之,《魏书》原始记录已不可得知。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6页。
(8)例如在波斯珠宝商内沙不里(Nayshābūrī)写成的第一部波斯语《珍宝书》中,水精和玻璃就是同一个词。Muh.m m ad ibn Abīal-Barakāt JuharīNayshābūrī,Javāhir-nāma-yi Niz.āmī,ed.Iraj Afshār(Tehran:Mīrās.-i Maktūb,2004).此材料承邱轶皓博士提示,谨致谢忱。
(9)宮嶋纯子:《汉译佛典における翻译语“颇梨”の成立》,《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创刊号,2008年,第365~380页。
(1)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5页。
(2)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0、5045页。
(3)(4)(5)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4~215、101、97页。
(6)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平成五年)》,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1993年,图49。
(7)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中或称琉璃、或称玻璃的情形,据引时依旧。
(8)《大正藏》卷45,第405页上栏。按,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名经》中即有出现,之后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更直接展示了东方琉璃世界之庄严光明,所体现的佛性之净真。
(9)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10)(11)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13、215页。
(12)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148页。以上愿文录文均据IDP图版有所改正。
(1)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2)徐坚等著:《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46页。
(3)王炳华:《“琅玕”考》,《西域考古文存》,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37页。
(4)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9、282页。
(5)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大阪:大广,2005年,第134页。
(6)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7)篠原典生:《脱库孜萨来佛寺伽蓝布置及分期研究》,《石窟寺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97~206页。
(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
(9)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10)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7~292页。
(11)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北京:中国书店,2014年,第62~63页。
(12)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1)2017年浙江省博物馆特展仅陈列四件,且未加说明。见浙江省博物馆、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编:《佛影湛然:西安临潼唐代造像七宝》,第201页。
(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图228。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48、228页,彩版232。
(4)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宮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5)其中七件玻璃花图版,见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6)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1、82、235~239页。
(7)王炳华:《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文物》1975年第7期。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图一八三。
(8)之前对于绢花只有简单报道,前揭王炳华文认为随葬的绢花只是墓主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未能从信仰层面对其性质和功能有所讨论。
(9)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2002年,第87~94页;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荣新江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9~56页。
(10)录文参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9页。
(1)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4~246页;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9~281页;郭俊叶:《敦煌壁画、文献中的“摩睺罗”与妇女乞子风俗》,《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郭俊叶认为,七夕与七月十五相距不远,佛教中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此时有盂兰盆会、放焰口等一些佛事活动。于阗公主于此时施舍磨睺罗,有可能是七夕之物,节后施舍于寺院供养。按,此说过于牵强,于阗公主所施舍之物,应当是专为盂兰盆节而造,与七夕无涉。
(3)黎毓馨考证静志寺佛塔地宫为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见《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第8~23页。可惜的是,图录中没有专门收录玻璃器。
(4)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5)《文物探源》,《文史月刊》2008年第12期,封三。
(6)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静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10期。
(7)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0、71、15、117页。
(8)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9)关于汉唐间来自龟兹的异物,参见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4~322页。
(10)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绵绫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与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以上两文均已收入其《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263~277、278~294页。
(11)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第128~140页。
(1)大英博物馆监修,Roderick Whitfield编集、解说:《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ヨン》,东京:讲谈社,1982年,图55~1、55~2、56~2。相关研究参看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5~464页。
(2)彩色图版见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第136页。
(3)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4)深井晋司:《圆形切子装饰0)璃碗---正仓院宝物白0)璃碗源流问题について》,氏著:《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ガテス器·金属器》,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7~46页。
(5)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王银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75页。
(6)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琉璃碗源流》,《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旧唐书·高宗本纪》作“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吴玉贵疑《太平御览》所引《唐书》“金”下有夺文(吴玉贵:《唐书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9页)。唐雯主张《御览》所引“唐书”并不是某一部书的专名,而是包括刘昫《唐书》、吴兢等所编一百三十卷本《唐书》及唐代历朝实录在内的唐代各类史料文献的总名。编修者将这一系列史料统一引录作“唐书”,正体现了唐至宋初的士人对于“唐书”这一概念的认识(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史林》2010年第4期)。因此,本条史料虽有异文,或别有所本,未必为银叵罗之误,且从下文考证来看,金颇梨确实存在,故仍其旧文。
(8)魏收:《魏书》,第2275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10)Hofkunst van de Sassanieden:het Perzische rijk tussen Rome en China(224-642)(Brussel: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266.
(1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年第6期。
(12)分型、成分及功能分析,参看张全民:《西安M33汉代玻璃研究》,《文博》2004年第1期。
(1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
(14)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70页。
(1)颇梨作为七宝之一,在唐宋时期敦煌佛寺中的功用及其与密教供养观念的关系,拙文《敦煌佛寺所藏珍宝与密教宝物供养观念》(《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曾作初步讨论,敬请参看。
(2)《大正藏》卷17,第345页下栏。
(3)《大正藏》卷49,第306页中栏~下栏。
(4)《大正藏》卷51,第87页中栏。
(5)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8页。
(6)《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第2082页。《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注略同(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0页)。据下引韦述《集贤注记》,史书库缥带之前缺字可补为“青”。
(7)孙逢吉撰:《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集贤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叶八七背。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2页。文字和标点参考陶校而有所改易。
(1)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0~242页。
(2)拙文《〈唐六典〉修纂考》,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1161~1200页。
(3)王婕等:《一件战国时期八棱柱状铅钡玻璃器的风化研究》,《玻璃与搪瓷》2014年第2期。
(4)磯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中卷(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东京:二玄社,2005年,第67页。
(5)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6)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
(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47~48页。
(8)Yu X in,“Material Culture,Reading Perform ance,and Catalogue System:Sutra Wrapper and Sutra Kerchief in Chinese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Canon,”special lecture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Buddhist Studies Sem inar&the Center for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January 29,2016.
(1)《大正藏》卷19,第522页上栏~中栏。
(2)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僧人兼意专门收集佛经和外典关于宝物的义理和载记,汇编为《宝要抄》。关于杏雨书屋藏此书写本之研究,参看Yu X in,“Assem bling the Precious Bits:Knowledge of Minerals in the Manuscript Houyoushou,”The 12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Baltim ore,Maryland)July 14-18,2008.
(3)关于不空的行历、译著及思想,参看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5~79页。
(4)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文物》1989年第9期;同文(下),《文物》1989年第10期;此据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