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传统中国的“文治”步入近代国家的“文人统治”的步伐过于急促,尤其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在使国家变得富强这一总目标下进行。本文将以军——文关系为视角,以1918——1920年的北京政府为分析对象,尝试了解这一时期地方主义和军事因素的过于膨胀是如何影响到宪法上规定机关的实际运作以及对宪法危机的处理的。通过叙述段祺瑞所组织的参战军与安福国会,以及徐世昌在派系斗争中寻求和平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军阀”们未尝不尽力为国家寻找一种政治体制,试图将军事力量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但在此过程中,军人领袖成为“军阀”,参与政治的文人大多成为附庸于军人的政客。在这种军人与政客的联合统治中,宪法以及宪政体制的运行,成为某一派系“合法性”统治的装饰,人们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理由为自己的行动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这种军人和政客联合的政治所能够吸纳的政治参与力量是十分狭窄的,他们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却为反对现状的思想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只是,在反对军阀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借助于更强的军事力量以消除这些分裂的势力,政治的军事化依然是我们无法不面对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dynasty's Wenzhi to modern state's civilian control is too rapid,and all the endeavors must be done on the total aim of making China prosperous and stro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civil relations,focusing on the 1918-1920 Beijing government,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and understands how the over-expanded localism and military powers affect the actual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regu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also how the Constitutionalism Crisis has been settled.By narrating the Participation Army and the An-fu club initiated by Duan Qirui,and Hsu Shih-ch'ang's endeavors to make peace between the factions,we can find out how the military leaders become warlords,and the civili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s become politicians dependent to military strength although the warlords are ever trying to build up a political system to confine in some extent the military strengths.In the alliance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ian the implement of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only become the decorations,so the factions can find all kinds of reasons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The political result of the alliance governance is that it can only attract a narrow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splits and chaos it created produce a huge ch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anti-warlordism.In the proceeding of anti warlords,people can only appeal to another stronger military strength to eliminate these spitting strengths,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 is still the question we can not avoid.
引文
[1][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2]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页。
[3]王人博:《桃李江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3页。
[4]《京报》,1916年7月7日。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5]《京报》,1922年8月11日。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6]“总观此一时期的立宪环境,诚可谓光怪陆离,变化多端。而造成种种变乱的因素,虽然相当复杂,但从根本处看,则新旧的矛盾与冲突,政党的纵横离合,以及武人干政,要算是比较最基本而重要的了。”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13页。
[1]Diana Lary,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p.444.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由反对在研究中使用“军阀”(warlord)一词,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作为分析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政治贬义词来使用的。他们提出了许多替代的词汇,如齐锡生所使用的militarists,韦慕廷所使用的“军事地域主义”(regional militarism)。对于“军阀”一词的讨论,可参见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4(1991);C.Martin.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8);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24-45;Diana Lary,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2页;徐勇对该词的由日本的传入及在中国的应用做出了细致的分析,指出该词的“实谓”便是一种“军人非法干涉社会政治的现象”,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47页。
[2][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诺、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1页。
[4]此类作品可参见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1]张君劢:《国宪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51页。
[2]王世杰:《军人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与政治权》,《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民国14年2月10日),第19页。
[3]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70页。
[1]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175.
[2]Diana Lary,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p.460-463.
[3][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11页。
[4]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
[1]李鸿禧:《军队之‘动态宪法'底法理剖析--现代“国家白血球症”的生理与病理》,载李鸿禧:《宪法与人权》,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6--147页。
[2]同前注,第147页。
[3]同前注,第154页。
[1]同前注,第168页。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3]同前注,第6页。
[4]同前注,第178页。
[5]同前注,第177--178页。
[1]同前注,第178页。
[2]同前注,第221--222页。
[3]S.E.Finer,The Man on Horseback: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Westview Press,1988,p.20.
[4]Ibid,p.72.
[5]Ibid,p.77.
[1][美]麦科德:《中西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军阀史之比较》,周秋光译,《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5-10.
[3]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的中国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4]吕希晨、陈莹:《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我与宪法(代序)”。
[5]转引自[美]亨利·J·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刘泰星译,姚诗夏、朱启明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页。
[1]毛泽东对斯诺所讲述的发生在此时的一个小插曲很耐人寻味:我记得一九二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2]梁治平主编:《法治在中国 制度、话语与实践--艾德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1]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解决时局谈》(三),《申报》1922年2月26日,第530页。
[3]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8--589页。
[4]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265.
[1]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125.
[2]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15页;《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一辑:民初政局),第284--288页。
[3][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4][加]陈志让:《窃国大盗袁世凯》,傅志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5]关于“中国中心观”,请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四章。
[6]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一号,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韦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2][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3]Jack Gray 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高一涵:《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第11--14页。
[2]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3]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pp.25-26.
[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同前注。
[1]梁治平:《治乱之道》,见《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说‘治'”,见《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见《牟宗三先生全集》10,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2003年版,第26-27页。
[3]牟宗三,同前注,第29-47页。
[4]《太平经》卷67,《六罪十治诀》。
[5]《说文解字》对于“文”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叉”,也就是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又具体化为文书典籍,如《尚书·序》中所称的“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章,如《汉书·贾谊传》里的“以能诵诗书属于文,称于郡中”;礼乐制度,如《论语·子罕》中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与“武”对应的文治、文事、文职,如《尚书·武成》里的“王来自商,至于丰,仍偃武修文”;与“德性”对应的文学艺能,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以文”)、与“质”相对应的修饰、人为加工,例如《论语·雍也》中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5--566页。对于“文”的思想的精彩分析,请参见陈赞:《“文”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1]陈赟:《“文”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2][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58页。陈赟:《“文”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3]冯椅:《厚斋易学》卷14《易辑传》,第10。转引自陈赟:《“文”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4]陈赟:《“文”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0页。
[2]钱穆,同前注,第106页。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4]张鸣:《武夫专制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引言部分。
[5]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2页。
[6]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国的兵”部分。
[1]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页。
[2]同前注,第30页。
[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页。
[4]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1(3),p.1075.
[1]《申报》,1920年12月23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2]当然,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传统的文治社会能否延续仍是一个未知数,孔飞力详细地论述到了19世纪的“士绅的军事化”,可最终绅士也陷入了这种军事化发展陷阱中,士绅们不能控制这种变化,不能保持住文官节制武将的传统。结果各级领导,不管是绅士还是其他什么人,统统都变成了军方利益的仆人。这导致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也都具有“近代”的因素。[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9页。
[3][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1]蓝天蔚:《军事与国家之关系》,见《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5月。
[2]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3]冯兆基,第123页。冯还在文中引用了劳伦斯·I·雷德威对于军国主义的定义作为对比:“军国主义是崇尚战争、使国家和社会首先服从武装力量的一种学说或体制。军国主义鼓吹一种职能--使用暴力;一种组织机制--军事机制。它具有政策方向和权力关系的两重含义……一个十足的军事化社会还赋予战士特权地位。当军国主义达到鼎盛时,武装力量随心所欲地决定基本制度的性质、政权的形式、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调拨多少国家资源供军队开销。第122页。
[1][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2]同前注,第149页。
[3]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4]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1页。
[1]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
[2]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第270--280页。
[3]王人博:《中国近代宪政思潮》,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142页。
[4]梁漱溟先生在解释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时进一步指出:“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而是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 《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05页。
[1][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2]《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四,第9540--9541页。转引自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53--154页。
[4]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2--283页。
[1]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
[2]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5页。
[3][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一卷第二分册),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3页。对于美国此时建国者们对于军事制度的意见与宪法规定的分析,参见[美]塞缪尔·杭廷顿:《军人与国家:文武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洪陆训等译,时英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章。
[1]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20--221页。据刘凤翰的统计,民国元年底,全国有959808人的陆军,需103752860元的薪饷,在国家多难,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养这样庞大的军队,除借外债外,实无更了的办法。刘凤翰:《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军事蜕变》,《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82页。
[3]黎元洪:《致袁总统论军民分治》,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9--2043页。
[4]袁世凯:《复黎副总统函》,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3页。
[5]《各政务员政见》,《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一号,1912年7月。
[1][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94页。
[2]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3]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第284页。
[4]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2页。
[5]《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页。
[1]《宪法新闻》第二十三期。过去人们对袁的干涉活动多持批评态度,但是事实表明,1913年制宪活动的结局是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政治集团一次策略互动的失败。袁在使用非法手段破坏制宪之前,已经尽可能采用了一切合法的协商手段影响制宪进程。但是在激进派议员主导制宪会议的态势下,袁的政治企图惨遭失败。最后随着《天坛宪法草案》的完成,袁终于认识到温和的协商策略无法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样威权专制与后来的君主立宪主义,就取代宪政民主政治,成为袁政治策略中的新宠,制宪进程因此黯然中断。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2]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253页。但对于袁世凯是否是军阀,国内的学者大都认为这是无需讨论的问题。
[3]同前注,第256页。
[1][美]麦科德:《军阀主义处于穷途之境:民初文人政治取代军事统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
[2][美]麦科德,同前注。
[3][美]拉尔夫·尔·鲍威尔,前引书,第124页。
[4]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5]同前注,第249页。
[6]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206.
[7]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292--293页。
[1]Ernest P.Young:《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见傅乐诗等著《近代民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3--257页。
[2]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3]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292--293页。
[4]《盾鼻集》第1卷,函牍,第20--21页。
[5]J.E.Sher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p.59.
[1]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第314页。
[2]《政府公报》1916年6月24日。
[3]转引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第412页。
[4]同前注,第412--413页。
[5]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234-238页。
[6]《晨钟报》,1916年10月17日。转引自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二卷:1916——192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页。
[1]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第120页。
[2]转引自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6页。
[3]对于地理因素的分析,请参见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 军阀政治),第26--30页;陈志让:《军绅政权》,第三章;[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35--140页。
[4]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丛刊之52),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5]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页。
[2]胡适:《答梁漱溟先生》,《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66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3]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引用此语,并指出此处的“文治势力”是一个未经分析的模糊概念,在他看来,这指的是五四时期尚存士大夫气息的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
[4]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310.
[5][美]麦科德:《20世纪初中国内战与军阀主义的出现》,周秋光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十五辑
[6]
[7][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7页。
[1]Finer,The Man on Horseback: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78.
[2][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338页。Diana Lary,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pp.440-441.
[1]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9.
[2]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292页。
[3][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2页。
[5][英]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1]林语堂:《吾国吾民》,岳麓书店2000年版,第52--53页。
[2]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4(1991)p.1076.[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第25页。当然,后来军阀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具有灾难性,参见Arthur Waldron对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分析(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还可以参见[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96--200页。
[3]《专电二》,《申报》,1920年7月15日。转引自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京军阀统治时期》(第二卷),第570页。
[4]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5]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1]李佳白:《中国国势与国务院良否之衡量观》,《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第162页。
[2]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史稿》,第186页。
[3]张一磨:《直皖秘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4][美]保罗·S·芮恩斯:《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3页。
[5]《湘灾纪略》,第1卷,第1篇《战事》。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470 页。
[1]《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1日。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472页。此时直督曹锟是“真皖两系的双栖人物”,对他的态度转变的精彩分析可参见[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二章。
[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94页。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3页。
[3]曾毓隽:《忆语随笔》,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4]转引自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陶菊隐:《督军团传》,第57--60页;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第79页。之所以称其为“一幕笨拙的老戏”,因为在民国二年的总统大选时袁世凯便导演了“公民团”事件的活剧。据说议员们对“公民团”激烈的“请愿”并不害怕,他们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第378页。
[2]《北方各省督军吁请黎元洪解散国会文》,《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108--110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26页。对于该宪草“超议会制”的特征,参见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章。
[3]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6月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19页。
[4]黄郛:《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正编第二十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88页。徐世昌上台后,以“文治总统”标榜,并有意将自己的政见撰写成书,于是集中黄郛、叶叔衡、陶孟和等数人,以徐世昌名义发表,取名为《欧战后之中国》。
[1]徐炳宪:《段祺瑞的三次组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15页。
[2]周俊旗:《试论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因及其政权的特点》,《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3]《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第266号。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62页。
[4]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31页。
[5]徐勇,同前注。徐勇对差别主义(restricted civic rights accorded Military personnel)原则定义如下:在履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参与权力过程中,现役军人和普通公民有所区别;其基本宗旨在于约束军人的参政权,使军人在政治领域实行中立、不干与政事,从而保障文官的政治控制。同前注,第111页。
[1]吴廷燮,《段祺瑞年谱》,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4页。
[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第102--103页。
[3][加]陈志让:《军绅政权》,第97页。
[4]陈剑敏:《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5]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5页。
[6]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7]《东方杂志》,卷十四,第九号,中国大事记,第208页。
[1]曾毓隽:《忆语随笔》,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段的话出自《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朱熹《诗集传》:“猱,猕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
[2]《政府公报》,1918年2月26日。
[3]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6页。
[4]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第188--189页。
[1]温世霖:《段氏卖国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8页。
[2]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第190--194页。
[3]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第584页。
[4]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9年10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09页。此处时间显系错误,应为11月15日,参见第420页注释[1]。
[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3页。
[1]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1918年11月16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713页。
[2]梁启超:《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第167--169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99--802页。
[3]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9年10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09页。
[4]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39页。
[5]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1][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革命与战争》,温洽溢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77--378页。
[2]吴廷燮:《段祺瑞年谱》,第654页。《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3]该口号由蔡元培提出,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提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约两周以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中也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康有为此时也认为“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211页。
[5]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三号,1919年1月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440页。
[6]只眼:《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十号,1919年2月23日。《陈独秀著作选》,第466页。袁在1914年10月组建了模范团,该团的常备兵都来源于北洋军的候补军官和军校的学员。入伍之前,这些人都必须宣誓效忠于袁世凯,袁无论多忙,每周必须检阅自己的新军,直到次年由其子袁克定接替统率指挥为止。到1915年春,新军拥有4个步兵团,1个火炮营,1个机枪营。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小小的开端,达到组建10个师的宏伟计划,最后取代无战斗力的北洋军。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段祺瑞对于模范团的反对与阻挠参见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1]只眼:《国防军问题(告四国银行团)》,《每周评论》第三号,1919年1月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第435--437页。
[2]只眼:《我的国内和平意见》,《每周评论》第十号,1919年2月23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第466--469页。
[3]张一麐:《直皖秘史》,第24页。
[4]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二卷:1916--192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页。
[5]吴廷燮:《段祺瑞年谱》,第653--654页。
[1][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96--197页。
[2][美]齐锡生,同前注,第32页。
[1]《谭浩明报告吴佩孚订约九条内容致岑春煊电》,云南省档案管藏,1918年6月25日。转引自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第580页。
[2]《晨钟报》,1918年8月23日。
[3]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第582页。
[4]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391页。
[5][美]爱德华·麦科德:《20世纪中国的内战与军阀主义的出现》,第96页。一般认为,吴佩孚态度的转变有好几个原因: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 未免使他怨恨。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33页。
[1]Edward A.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310.
[2]《内阁已实行改组》,《申报》1920年7月5日。
[1]《兵谏》,《申报》1920年7月5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47页。
[2]徐世昌语。章君穀:《吴佩孚传》(上册),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3]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下),第674页。
[4]《晨报》,1920年6月25日。
[5]陈志让:《军绅政权》,第41页。
[6]n 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页。
[7]《申报》,1920年7月4日。
[1]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564--574页;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第261--262页;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第691--693页。
[2]《直军全体将士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致边防军书》(1920年6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3]同前注,第87--88页。
[1]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2][美]爱德华·麦科德:《20世纪初中国内战与军阀主义的出现》,第90--91页。
[3]第一师步兵第二连连长韩世儒对第一师军官、军士、列兵的来源和素质描写道:参战军第一师的军官,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其中上、中级军官,不是日本留学生,就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而且这些人多数在保定军官学校当过教员。初级军官除少数行武出身外,绝大多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素质一般较好。上、中级军官除少数人有实战经验外,一般都是刚由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士是由北洋各师选送,参过参战军军事教导团毕业分拨来的,素质和训练极不整齐。列兵由河南西平、遂平和汝南各县招募的,素质一般较好。见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第68页。
[4][日]藤井升三:《1920年的直皖战争与日本对华政策--以边防军问题为中心课题》,郑基译,傅中午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辑。
[5]《昨日所闻之北方战讯》,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17日。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570页。
[1][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2][加]陈志让:《军绅政权》,第98页。但此处所说的“新宪法也通过了”显系错误。
[1]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2]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4页。
[3]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第337页。
[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82页。
[2]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叙”。
[3]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Praeger,1971,pp.18-19.
[4]濑江浊物编辑:《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萧公权先生序。
[1]《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7年7月25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涪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1页。
[2]《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
[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82页。
[4]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28,第65页。
[5]“不党主义云者,盖以时势如此,当超出政党之外,一致协力,共济国事,所谓举国一致论也。”谢彬:《民国政党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6]参见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6--240页。
[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36--237页。
[2]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吴氏称梁、汤的抱怨虽一时愤语,但是意极深刻,因为其将北洋武人对待文治派人之根本头脑,和盘托出。
[4]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37页。段住府学胡同,每日晚间,其左右群聚其宅,谈论国家大事,次早段到院,有时发表主张,即前夕谈论之结果,时人目之曰府学会议。见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2页。
[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店2004年版,第444--445页。
[2]关于皖系军阀与研究系的合作始末,可参见莫建来:《皖系军阀与研究系关系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1期。
[3]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7页。
[4]同前注,第17页。
[5]同前注,第10页。
[6]例如在濑江浊物的《直皖战争始末记》中指出“安福俱乐部者,段合肥用徐树铮之谋,以反抗河间者也。盖自冯河间为总统后,段合肥虽为总理,事事为其掣肘,不得如意,心颇憾之。徐树铮夙为合肥之盟主,窥见其隐,乃招王辑唐共商箝制河间之策。揖唐笑曰:“是何难。现在选举总统之期将届,只须办一政党,选举老总(指段祺瑞)为总统可矣……。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7]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8]曾毓隽:《忆语随笔》,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1]鸿隐生:《安福趣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第3页。
[2]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1--12页。
[1]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3-14页。
[2]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第123-133页。
[4]《京闻零拾》,《申报》,1918年7月1日。
[5]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62页。至于“腐化”的原因,作者总结为以下五点:(一)长远以来,科弟功名和中下层官吏都可以因捐纳而获得。议员虽不是官吏,便视之为官吏者,大有人在,一官半职的心态,郁买选票,并不偶然。(二)中国人讲究人际关系,凡事欲求速达成目的,皆先寻找关系,获得快捷方式;亲戚、同学、同事、师生、朋友、皆可拉关系。万一拉不上关系则送礼;送礼可多可少,送大礼则无异贿赂。(四)政党愈羸弱的国家,腐化愈严重;北洋时期的政党有名无实,其倾向腐化,似难避免。(五)穷国人民易于腐化,一杯酒,一些食物就交换了穷人的选票,印度、菲律宾多半就是如此,中国人不例外,其穷困与印、菲相去不远。
[1]张园朋:《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文中还以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奉天、安徽、山东、河南等省选举的具体情况为例,证明对于“中央指派”的议员,各省大多都投票选出。
[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3页。
[3]《徐树铮电稿》,第181页、203页
[4]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第341页。
[1]《徐树铮电稿》,第18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2]《徐树铮电稿》,第203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3]《徐树铮电稿》,第205页。
[4]《徐树铮电稿》,第205--206页。在1918年6月31日致张作霖的电文中,徐提及研究系的动态:进党议员虽不以新会为非,而不得由彼垄断,即亦随事作梗;故均不愿见政府办成新会。始以为彼辈不出任事,政府选举必难足数,到处声言,以懈地方之志。弟所以有祛日之电,既向我同志各省一力赶办。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彼辈无从梗阻,又自咎前此之放弃,逐急急以蛊说停战为事。弟曾一再言及: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大局庶以速定;战局稍弛,选政立败者,即根此而言也。徐树铮,第192页。
[5]1918年6月7日,徐又密电阎锡山,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参众两院候选人名单,请他大力支持,使这些人得以当选。《徐树铮电稿》,第205页。季林指出在军阀时期,为了维护阎在山西的统治,他常常是从一个派系倒向另一个派系,此一时期,他本人也被视为段的安福系的重要成员。[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牛长岁等译,第16--17页。
[6]《徐树铮电稿》,第172页。
[7]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50--151页。
[1]《徐树铮电稿》,第253页。
[2]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二卷:1916--192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3]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和内幕》,第60页。当然,正如刘以芬所指出的,各省区长官虽奉命干涉选举,但“其事尚系初试,难免略含羞怯,且为自身立场计,亦不欲过事压迫,致惹起舆论攻击”。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4页。
[4]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99.
[1]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p.100.
[2]早在安福部成立的时候,便以“买鱼”为隐语发电,作为收买议员的代词。
[3]西塘野史:《安福部》,宏声报社1920年版,第20页。
[4]“三数军人政客''指“王揖唐主持于外,曾云沛主持于内,拥戴一徐树铮指挥一切,如斯而已”。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第341页。
[5]在《直皖战争始末记》中,关于简章和各会细则的规定与章程全部删除,本处主要参考西塘野史的《安福部》。
[1]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第15页。
[2]西塘野史:《安福部》,第21页。
[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308--309页。作为其中一员的刘振生描述道:“遇有应办事件,由领导人发表几篇演说,以粉饰门面;即或提出什么讨论案件,还不是一唱百和,表决通过。至于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多半是些热心个人名利之辈,只要现在有议员可当,将来有官好做,就一切不问,什么都干。”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第64页。
[2]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pp.109-110.
[3]Ibid,pp.109--110.
[1]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74页。
[2]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75--76页。
[3]《徐树铮电稿》,第66--67页。
[4]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第282--283页。
[1]章熊:《中华民国内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一卷:北洋军阀与北京政府),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4页。
[2]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237页。
[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页。
[2]有学者将这种类型的政党称为“无形政党”,这些无形政党是在“不党主义”的舆论中产生的。由于社会普遍对民初混乱不堪的政党和政争怀着厌弃心理,所以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对重新组建党已经底气不足,纷纷以“会”、“社”之名取代政党之名,组成许多无形政党。事实上,这些“无形政党”没有完备的组织,没有自己的纲领,没有独立政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更多带有封建时代朋党色彩。他们本身的出现、活动及命运,即证明西方式政党模式在中国实践的彻底失败。其次,无形政党大多在为军阀的附庸。无形政党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也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是军阀之间相互斗争的工具。杨绪盟:《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3]《民国日报》,1919年9月15日。转引自彭明:《“五四”前后的安福系》,《历史教学》,1964年第3期。
[4]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自序。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在《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中称:“安福国会的选举全是王揖唐在主持。说我父亲'包办'是不正确的。我有好几次听见他向人解释,他是'段系',而不是'安福系'。(第74页)
[5]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第62-63页。
[6]“过去张作霖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曾命刘承恩率领东三省籍议员加入安福系,该系即选刘为副议长作为报酬。那批奉令入党的人现在又奉令脱党,作霖的态度已属显然。”陶菊隐:《督军团传》,上海书店出版1998年版,第254页。
[1][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40页。
[2][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40页。
[3]《曹锟声讨安福系电文》,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4]《曹锟等宣布徐树铮罪状电文》,同前注。
[5]《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电文》,同前注。
[6]《吴佩孚出师讨贼电文》,同前注。
[1]《直三团体宣布段祺瑞罪状电文》,同前注。
[2]《申报》,1920年8月20日。
[3]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第64页。
[4]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8页。
[1][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88页。
[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0--381页。
[1]章士钊:《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3]《上海议和之情形》,《每周评论》第十八号,1919年4月20日。
[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99页。
[5]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史稿》第198--214页: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六章(本章撰稿人为周天度);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上)第615--630页。对于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过程最为细致的分析请参见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南天书局1990年版。
[6]Livingston T.Merchant,Hsu Shin-Ch'ang,the Mandarin President of China:A Civilia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Warlordism,1916-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1984年版, 第111页。
[1]大隐居士手摘:《政闻纪要》,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据编辑组编辑:《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465页。
[2]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民国从书第三辑),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四卷,第19页。 孙中山先生是在南京交卸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帝制失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黎由于张勋复辟而被逐走,冯国璋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9页。
[3]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二号,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
[4]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数据选辑》第48辑,第232页。蔡东藩亦提及此种意义上的“文治”:“惟这位老总统徐世昌,本来是翰苑出身,夙娴文艺,及出任东三省总督,始得躬膺节钺,结识了若干武夫。到了受任总统,逆料国民心理,厌乱恶兵,因此力主和平,提倡文治,如前清宿儒颜习斋、李 两师生,并令入祀文庙,且就公府旁舍,辟前清太仆寺旧址,设立四存学会。四存名义,就是颜习斋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四纲。有时政务少闲,或邀入樊樊山、易实甫、严范荪等遗老,评风吟月,饮酒赋诗,立了一个晚睛簃诗社,作为消遣。夹叙一段徐氏文治,也是忙中补笔。无如尚文的古调独弹,如何普及?尚武的积重难返,相率争权。”《民国演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4页。
[1]《府中设新闻记者处》,《晨报》,1918年12月11日,3版。转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2]《总统对外国记者之谈话》,《晨报》,1919年3月2日,2版。
[3]徐世昌:《欧战后之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4]《申报》,1918年10月11日。
[5]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10页。
[1]同前注,第145页。
[2]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南天书局1990年版,第48--51页。由于徐世昌很早便以忠于满清著称,在溥仪的回忆录中,提及徐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清朝称为“本朝”,在于清室的人谈话时称此次出山(担任总统)“不过是为幼主摄政而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在马礼文看来,徐氏在总统期间的作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想要和平统一中国;第二,欧战之后收回山东权益;第三,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但时势的复杂性根本使他无法考虑第三件事的可能性,而且个人地位的保障与清廷的复辟也并无直接的关系。
[3]《徐东海今后之两大问题》,《申报》,1918年9月14日。
[4]《顺天时报》,1918年9月9日。
[1]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02页。
[2]《顺天时报》,1918年11月9日。
[3]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4]《运动和平之新消息》,《时报》,1918年11月3日。
[5]《徐树铮电稿》,第351页。
[6]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第87页。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6页。
[2]北方的代表为:朱启钤(总代表,代表徐世昌),吴鼎昌(代表安福系),方枢(代表段祺瑞和安福系),汪有龄(代表交通系梁士诒),施愚(代表直系李纯),刘恩格(代表奉系张作霖),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李国珍(代表研究系),江绍杰(代表安福系),徐佛苏(代表研究系)。南方的代表为:唐绍仪(总代表),章士钊(代表岑春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缪嘉寿(代表云南唐继尧),曾彦(代表陆荣廷),郭春森(代表广东莫荣新),刘光烈(代表四川熊克武),王伯群(代表贵州),李述膺(代表陕西于右任),饶鸣銮(代表海军及福建),彭允彝(代表湖南谭延闽)。后来朱启钤回忆此次议和时称:“此事病根实在代表权不能统一。盖南北既各有总代表又各有分代表,各分代表既分别代表某一方面,自必负有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之责,且有时或须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中之某有力者。而各代表复有时各别自有其目的与行动,其中参差矛盾,早已是先天不足。”朱启钤(蠖公):《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3]《安福部之议员会》,《晨报》,1918年12月10日。
[1]《旧国会果将为平和之梗矣》,《晨报》1919年1月20日。
[2]陈独秀对此现象讽刺道:“想不到新国会的议员,也主张国会议宪的权柄是约法赋与的,不许旁人代劳。王郅隆竟电告北方代表,说国会根据约法,应该拥护。冤哉约法,破坏的是他们,拥护的也是他们……”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十九号,1919年4月27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530页。)
[3]《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00页。
[4]《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64页。
[5]陶菊隐:《督军团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6][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42页。
[7]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1984年版,第14页。
[1]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395页。
[2]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399页。
[1]《国内和平进行中之唐绍仪》,《晨报》,1918年2月16日。
[2]《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91页。
[3]《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84页。
[4]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41页。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通牒的“做秀”性质,当第二次和谈真正破裂时,徐树铮仍怀疑其是否别有隐情,“似将故启外人干涉,以为制内之计”,并称头一次的和谈停顿为“串和一气,藉各方之视听。”《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2页。
[1]《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91页。
[1]《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04--205页。
[2]《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3]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84页。)
[4]《专电》,《申报》,1919年4月19日。
[5]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465页。
[1]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第467页。
[2]《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6页。
[3]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56页。
[4]《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6页。
[5]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67页。
[6]《各通信社电》,《申报》,1919年4月16日。
[1]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62页。
[2]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62页。
[3]这八项条件为: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立即一律撤销;恶迹昭著,不协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国会令,完全无效;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所有和会议决审查案,由政务会议审定之;北方果承认以上七条约款,悉数履行,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261页。
[4]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易于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连续攻击儒家和传统伦理与习惯,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里的军人和各色元老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祺瑞本人因在任总理期间被学生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看成眼中钉……因为有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五四”游行实际上便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政府里的军阀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来惩罚学校。[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77--178页。
[1]《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0页。
[2]《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2页。
[3]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504页。
[4]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505页。
[5]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69页。
[1]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第171页。但需要指出的是,安福系的代表并非一定要维系安福国会的存在,例如吴鼎昌便对安福国会并无特殊感情,相反,在文电中他对国会中的安福政客的言辞也不无鄙夷。由此更可见安福系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2]孙哲:《权威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3]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民初兵额数字,各家说法不一,不同的统计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第456页。
[4]谢本书:《袁世凯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164页。
[5]《民国日报》,1919年1月4日。
[1]《东方杂志》第17卷第9号,第87页。
[2]《民国日报》,1919年3月22日。
[3]《南北军人主张一致》,《大公报》1919年4月28日;《南北军事当局之觉悟》,《晨报》,1919年4月16日。
[1]《一九一九南北议和资料》,第313页。
[2]“林葆怿、莫荣新、李烈钧、吕公望、方声涛、李根源、程潜七人,通电痛说军人干政的罪恶和军费过大的弊病,十分痛快。毕竟南方军人有点良心。”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十八号,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7页。“南方的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北方的参、陆两部也通电大表同情。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已经令人怀疑了。至于那用兵保段内阁上台的张作霖,用兵赶黎总统下台的倪嗣冲,也通电来说军人干政的不是,未免太滑稽了。”只眼:《随感录》,《每周评论》第十九号,1919年4月27日。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第14页。
[4]Edward A.McCord,Warlords against Warlordism:The Politics of Anti-Militar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Vol 30,No 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p.819.
[5]《大公报》1919年4月28日。
[1]Edward A.McCord,Warlords against Warlordism:The Politics of Anti-Militar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Vol 30,No 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Oct.,1996).
[2]李大钊:《文治国庆》(1919年10月),《李大钊文集》(3),第64页。
[3]只眼,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三号。
[4]只眼,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五号。
[5]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1]中外新闻社编:《吴佩孚全传》,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版,第10页。转引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2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8页。
[3]梁启超:《国民自卫之第一义》,《饮冰室文集》35,《合集》之四,第28页。
[1]同前注,第29页。
[2]梁启超:《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饮冰室文集》35,《合集》之四,第36--37页。
[3]周善培:《谈梁任公》,见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4]同前注。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武人反覆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而让自己心灰意冷。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0页。
[5]康有为:《康南海制宪法论》,《大公报》1917年2月6日
[1]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2]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第295--296页。
[3]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0页。
[4]Livingston T.Merchant,Hsu Shin-Ch'ang,the Mandarin President of China:A Civilia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Warlordism,1916-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1984年版,第130页。
[5]《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87页。
[1][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在性发展》,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
[2][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58页。
[3]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6页。
[4]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1]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357页。
[2]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第287页。
[3]国宪起草委员会事务处编:《草宪便览》,附录下。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页。
[4]朱执信:《朱执信集》(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4页。
[1]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演变与“军阀”话语形成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65页。
[2]Edward A.McCord,Warlords against Warlordism:The Politics of Anti-Militar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Modern Asian Studies,Vol 30,No 4,Special Issue:War in Modern China,p.823.
[3][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337页。
[4][加]陈志让:《军绅政权》,第135页。
[1]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40.
[2]Diana Lary,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Vol.6,No.4,Oct,1980.p.468.
[3]洪陆训:《军政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9--103页。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党指挥枪标志着中国又在恢复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这种文官政府曾经一直是中国的理想,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它获得了新的含义。[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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