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但又是一个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宗教大发展的时代;一个科技不断创新,成果迭出的时代。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论文从文化学、哲学、文献学等角度,对这一时期佛教对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和医学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希望进一步拓宽中国宗教史和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主要以译经为主,佛教经典大批的、高质量翻译出来,吸引了众多信徒。作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在数量庞大的佛经中,包含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信息。作为文化交流最活跃的主体,中外僧人既是佛学理论丰富的信仰者,也是各种知识的拥有者,在译经弘法的过程中,在佛教私学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客观上为科学的交流和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佛教对天文历算的影响来看,佛经中有很多关于宇宙模式、宇宙生成、天体星象、历法计数的知识破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宇宙观时空观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许多中外僧人都懂得天文历算,佛教的传播带动了这方面知识的交流,并对中国的天体理论、历法算学等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从佛教对医学的影响来看,佛教经、律、论三藏中保存了大量的医药学知识,佛教僧人参与医疗的行为日益普遍,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灾害频发的时代,佛教寺院一度成为施药救治的场所。中国传统医学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外来医学的影响,内容更加丰富,视野更为开阔。
由于佛教传入而引起的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引起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儒佛道之间虽然存在碰撞与冲突,但主要表现为理论上的平等探讨和自由论辩,大大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这一时期各领域包括科学领域学术的繁荣。
作为一种哲理性很强的宗教,佛教理论的发展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佛玄互动为科学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大量辩证逻辑的知识和理论,进一步提升了思维水平。但从佛教哲学的转向和佛教哲学的本质来看,其思维模式并未深刻影响中国的科学思想。关于神灭神不灭的争论是科学史上也是佛学史上的重大论题,由于神不灭论与中国传统的形神观更契合,所以较神灭论的思想影响更广泛。佛教中的一些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思维水平,拓展了思维领域,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供全新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中国传统科学的几大领域天、医、算并未突破其科学范式,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持续发展。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an era in which splitting and unrest, wars and disputes were filled with; while it was also a thought-free period in which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and religions developed greatl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kept occurring in this period, too.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was a grea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was the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kes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Buddhism's impact on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ology,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hoping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and science history.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Buddhism were scripture translation i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period, large quantities of Buddhism scriptures with high quality were translated, which attracted a lot of Buddhists. As the communication medium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 lo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was included in large Numbers of Buddhism scriptures. As the most active subjec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and foreign Buddhists were not only believers of Buddhism theory but also knowledge own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scriptures and Dharma propagation, they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rivate Buddhism education and scienc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astronomy, calendar and Mathematics, there were a lot of knowledge on cosmological model, cosmological formation, celestial stars and calendar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new theory of universe and Chronotope enlighten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pired Chinese imagination, many Buddhis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r china knew astronomy and calendar, the broadcasting of Buddhism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on this aspect, which actually influenced celestial theory and calend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s effects on medical science, tripitaka preserved a lot of medical knowledge, it was increasingly common that Buddhists involved in the conduct of health care and became force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asters, Buddhism temple had ever been a place where medicines and treatment were offered.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was influenced by foreign medicine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so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had richer content and broader view.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led to the conflicts,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Chinese inher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supplied deep thought founda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fo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conflicts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mainly took the form of equal discussion and free argument in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is emancipated people's thought greatly 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academic prosperity of this period.
As a strong philosophical religi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theo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Xuanxue, the communication of Buddhism and Xuan injected fresh energy to scientific thought.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brought about substantial knowledge and theories on dialectical logic and further improved thinking level, but the thinking mode of Buddhism didn't affected scientific though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and essence of Buddhism. The argument on spiritual perishability and imperishability had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history of both science and Buddhism, theory of spiritual imperishability corresponded to view of body and spirit in Chinese tradition, so this theory was more influential.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Buddhism improved Chinese people's thinking level and expanded thinking field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thoughts couldn't provide brand-new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methods, heaven, medicine and mathematics as the traditional fields of Chinese science kept the same paradigm, they developed sustainably within a certain range and degree.
引文
[1]周翰光、王贻梁:《发明的国度--中国科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1]为了解释科学发展的历程和机制,科学史家们开辟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从科学理论内部去寻求理解,另一条是从科学之外去寻求外解。内史学派主要根据科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去解释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外史学派主要依据科学的外部因素尤其是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因素来解释科学的发明和发现。现代科学史的新的综合化趋势是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周翰光、王贻梁:《发明的国度--中国科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1,第96页。
[1]卓新平:《中国知识界对宗教与科学关系之论》,江丕盛等编著:《科学与宗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第272页。
[2]J·H布鲁克著,苏贤贵译:《科学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胡适文选》,香港:现代书店,1953年,第250页。
[2]黄宾:《佛学与科学》,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63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23-40页。
[1]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52册,第119页下栏。以下注释简称为《大正藏》。
[1]今本不存,参见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第14页。
[2]《大正藏》第51册,第999页上栏。
[3]《大正藏》第53册,第1025页中栏。
[4]《高僧传》卷九,见《大正藏》第50册,第383页下栏。
[5]同上,第385页中栏。
[1]同上,第385页下栏。
[2]《高僧传》卷五,见《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下栏。
[3]《高僧传》卷九,见《大正藏》第50册,第383页中栏。
[1]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弘明集》卷十二,见《大正藏》第52册,第85页上栏。
[2](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考》,《续藏经》第77册,第14页,下栏。
[1]《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见《大正藏》第49册,第94页中栏。
[1]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2]《晋书·天文志》:“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
[1]《晋书·斐秀传》,六条基本法则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1]周翰光、戴洪才主编:《六朝科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1]《大正藏》第50册,第418页下栏。
[2]《大正藏》第50册,第418页下栏至第419页。
[3]《大正藏》第55册,第486页中栏。
[1]《大正藏》第55册,第487页中栏。
[2]《大正藏》第55册,第493页中栏。
[3]《大正藏》第55册,第98页上栏。
[1]《大正藏》第55册,第579页中栏至下栏。
[2]《大正藏》第55册,第579页下栏。
[1]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1]《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见《大正藏》第55册,第95页上栏。
[2]《高僧传》卷一,见《大正藏》第50册,第325页上栏。
[3]《高僧传》卷二,见《大正藏》第50册,第330页下栏。
[4]《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下栏。
[5]《大正藏》第50册,第363页上栏。
[6]《大正藏》第50册,第370页中栏。
[7]《大正藏》第50册,第416页中栏。
[1]《大正藏》第50册,第483页中栏。
[2]《法显传校注》,章巽注,中华书局,1982年,其他几人传记见《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等。
[1]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2]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陈书·徐孝克传》
[1]《南史·张讥传》
[2]《南史·何尚之传》
[1]《大正藏》第29册,第218页中栏至下栏。
[2]《大正藏》第9册,第42页中栏。
[1]《大正藏》第25册,第123页上栏。
[2]《大正藏》第1册,第138页下栏。
[3]《大正藏》第1册,第139页上栏。
[1]《大正藏》第1册,第139页中栏至下栏。
[2]《大正藏》第53册,第4页下栏。
[3]《大正藏》第1册,第140页下栏。
[4]《大正藏》第30册,第26页上栏。
[1]《大正藏》第21册,第404页中栏至第405页中栏。
[1]《大正藏》第21册,第408页下栏至第409页中栏。
[1]《大正藏》第29册,第221页上栏至中栏。
[1]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1]见其论文集《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2]亦即《全梁文》卷六之《天象论》,字句与《开元古经》略有出入。
[1]钮卫星、江晓原:《何承天改历与印度天文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1.第39页。
[2]钮卫星、江晓原《汉译佛经中的日影资料辨析》,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98.19期,第174页,研究表明大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古代巴比伦天文学包括用日晷测影定白天长度等内容传到了印度,后又随佛经传到了中国。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63页。
[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71页
[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74页
[4]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大正藏》第55册,第43页中栏。
[2]《大正藏》第55册,第105页中栏。
[3]《大正藏》第50册,第383页下栏。
[4]《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中栏。
[5]《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栏。
[6]《大正藏》第50册,第393页下栏。
[7]《大正藏》第50册,第647页中栏。
[1]张美莉:《魏晋时期自然灾害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年。
[2]《大正藏》第50册,第389页上栏。
[3]《大正藏》第50册,第389页中栏。
[1]《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见《大正藏》第50册,第694页上栏。
[2]《神僧传》卷四,见《大正藏》第50册,第974页上栏。
[3]《高僧传》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
[4]《续高僧传》卷八,见《大正藏》第50册,第486页下栏。
[5]《续高僧传》卷二十七,见《大正藏》第50册,第678页下栏至第679页下栏。
[6]盖建民:《关注人类生命健康,弘扬佛医养生思想-21世纪人间佛教建设的方便法门》《宗教学研究》,2002.2,第44页。
[1]梁启超:《说四阿含》,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
[2]《大正藏》第2册,第604页中栏。
[3]《大正藏》第1册,第556页上栏。
[4]《大正藏》第1册,第41页下栏。
[1]《大正藏》第2册,第105页上栏至中栏。
[2]《大正藏》第17册,第737页上栏至中栏。
[1]《大正藏》第15册,第187页上栏至下栏。
[1]《大正藏》第15册,第186页下栏至第187页上栏。
[2]梁启超:《读修行道地经》,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
[1]“药”在佛教里,不单是指药物而言,还包括一般的食物。因此,佛教对饮食又称为“药食”,一般正餐就称为“时药”,是说在适当的时间里食用。而“非时”是指不在适当的时间,即日中至隔日明相未出这段时间。因此,“非时药”即是在这段不是适当吃东西的时间里所服用的药物,主要的功能为治饥渴及诸杂病。
[2]“七日药”又称“五种药”。五种药是指酥、油、蜜、生酥、石蜜,七日是说这五种食物只能蓄积七日。
[3]尽形寿药即是有病缘时,经医师指示可服用之药,可一直放在身边,直到药吃完、病愈,或是死亡,类似今日的随身药物。
[4]《大正藏》第22册,第877页上栏。
[5]《大正藏》第22册,第871页上栏。
[1]《大正藏》第22册,第147页中栏至下栏。
[1]《大正藏》第23册,第187页上栏。
[2]《大正藏》第23册,第188页下栏。
[3]《大正藏》第25册,第131页下栏。
[4]陈明:《古印度佛教医学教育略论》,《法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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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高淑兰编《梁启超说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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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乘大义章》卷三,《大正藏》第45册,第142页下栏。
[2]《大智度论》卷十二,《大正藏》第25册,第148页下栏至第149页上栏。
[1]《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31页下栏。
[2]《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32页上栏。
[3]《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34页中栏。
[1]《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19页上栏。
[2]《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22页上栏。
[3]《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22页中栏。
[4]《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52册,第69页中栏。
[1]《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54页中栏至下栏。
[1]《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58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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