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审判阶段的刑事错案的出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最为直接也最为严重，因而对其进行防范和制约也就更显必要和急迫。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法院系统便开始实行错案追究制，以期达到防范和惩戒的效果，然而，推行的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因此也引发了人们对错案追究制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反思。本文就从反思的角度对刑事错案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错案标准
我国在建国以后，由于受苏联绝对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确立了强职权主义模式，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对诉讼程序公正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所谓实质真实的追求并存，并认为一个具体的案件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判决结果，即达到客观真实，否则便是错案，错案标准由此确立。而随着学界的日益繁荣和我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学者们对原有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学说，分为三类：客观说、主观说及主客观相统一说，但各学说均存在缺陷，至今并未形成通说。
现行错案标准即客观说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每个案件的正确的判决是唯一确定的，那么，要探讨“正确的判决”是否具有唯一性，三个决定性的环节——法律标准、事实标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的逻辑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便成了必须要探讨的问题。而由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法律在其明确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法律判决中所依据的案件事实也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另外，法律工作者根据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来推导司法判决的逻辑推理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样，法官裁判案件就不可能象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得出唯一的一个答案。因而，现行的错案标准是不足取的。
在对现行错案标准进行否定的基础上，笔者重新界定了错案标准，认为错案是指故意或过失地违背了法律真实的要求，即在实体法律适用或程序履行上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是否有实体错误裁判结果的出现不影响错案的构成及认定。在这一问题上，应考虑客观方面和主观过错两个方面。这里的客观方面并非指实体裁判结果，而是指以“法律真实”取代了“客观真实”之后的客观方面。同时，错案的认定要求办案人员必须有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两个方面，并且，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及水平有限造成错案也应视为过失，应追究其错案责任。最后在错案的认定过程中，并不要求必然有错误裁判结果的出现，“程序错案”也要引起重视，这也是为了体现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错案责任
根据哈特对“责任”一词的语义分析，将“责任”一词所包含的虽有联系但不尽相同的意思主要归为四种：角色责任、因果责任、法律上的应负责任及能力责任，笔者将错案责任定位于角色责任，即法官的角色期待来自于“法律世界”，它要求法官以实现法律公正为最高价值取向，其审判活动所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只能是法律。因而，应将错案责任理解为法官违背法律所规定的其职务所要求履行的义务造成错案所应承担的责任。
错案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包括违法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违法责任原则是指法官对自己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的行为，应承担错案责任。根据这一原则，法官行为的不合法性是错案责任构成的最终要件。而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法官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不法司法，就要承担相应的错案责任，强调的是主观方面，并且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关系，应实行违法责任原则为主、兼采过错责任原则的双轨制体系。
错案责任的构成是指构成错案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要件总和，即在何种情形下，法官才承担错案责任的问题。按照归责原则的要求，错案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法官行为具有违法性——包括不作为和不当作为、不法作为
——法官在主观上有过错以及过错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三、对现行错案追究制的反思
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度，试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是，从近些年来的实施情况来看，司法腐败之势并未得到有效扭转，错案纠正也日趋困难，司法公信力仍在逐渐低落，这种与司法公正逆向运行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现行错案追究制的现状是适“法”不一、与其他法律法规难以协调、实施效果不如人意。不仅如此，错案追究制还引发了其他的一些弊端，带来了许多的负面效应：隐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化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使“审判分离”现象更为严重；妨害了审判独立和司法权威。由于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存在着种种致命的缺陷，在操作过程中也并未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司法权又需要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监督和制约，因而，替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更显急迫。
对违法失职的法官进行惩戒是国际社会所通行的一项原则，由于法官操有审判大权，其一旦从事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危害性较之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尤甚，因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监督机制，以预防或处罚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具体到我国而言，为此就要提高法官任职资格的门槛及改革法官选任方式，以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从立法指导思想上重视对法官的身份保障?
Criminal misjudged case which arises in the phase of adjudication does harm to the partie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directly and seriously, so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be on guard and restrict the misjudged case. Our court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ng into misjudged case since 1992, the aim of which is to attain the effect of being on guard and punishment, but the actual effect is not very ideal. Then people begin to rethink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ng into misjudged case. The article discusses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 from the aspect of rethinking.
Part one is about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ase.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problems. First is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ase under strong inquisitorial system pattern. Her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our country was influenced by absolute inquisitorial system pattern of Soviet Union when established in 1949, so we also set up this kind of strong inquisitorial system pattern which look down upon the procedure and pursuit the objective certainty. Strong inquisitorial system pattern think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right result for a case. That is to say judge must find out objective certainty, or it is a misjudged case. Then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ase is set up. Second is about all kinds of theo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ircles and perfection of our legal system, scholars rethink several traditional opinions of many fields. During the course of it, some theories arise. These theories can be divided three categories: objective theory, subjective theory and unified theory. But all these three theories have shortcomings, there is no general theory arise at present. Third is about the author’s opinion. Here, the author denies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ase and thinks that there is a latent presupposition in objective theory. It is that the decision of every case is sole and certain. If we discusses that if right decision is sole, we must discusses whether the three
determinative links----legal standard, fact standard, deduction----is certain. But for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language and some other factors, law is both explicit and ambiguous and uncertain.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knowledge ability of people is limited, fact of the case as the basis of the decision has some uncertainty in some degree. Furthermore, there is also uncertainty in the course of deduction which legal workers deduce decision according to fact of case and legal prescription. So judge can’t decide a case like a pupil who works out a problem and gain a right answer. In a word, the present standard is not advisable. Then the author redefines the standard of misjudged cas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misjudged case is the case that viol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legal certainty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That is to say it is misjudged case if applying of substantial law and performing of the procedure violat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That if it will give rise to substantial fault result can’t affect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ding. We should consider both objective aspect and subjective fault. Objective aspect is not substantial result but some result which can be gained after legal certainty replaces objective 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if we set our mind on misjudged case, there must be subjective fault of judge which include intend and negligence, and negligence should include knowledge deviation and limited ability. Finally, during the course of setting mind on misjudged case, it doesn’t require wrong result, and we should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procedural misjudged case which embodies the requirement of procedural justice.
Part two is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misjudged case.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summar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misjudged case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Hart on responsibility, the meaning of responsibility can be divided four categories: role responsibility, causality responsibility, positive responsibi
引文
[1] 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模式的理性认识》，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第64页。
[2] 张松美：《试析民事再审程序中的“错案”标准》，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第116页。
[3] 金汉标：《“错案”的界定》，载《法学》1997年第9期，第56页。
[4] 张柏峰：《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5] [法]勒内·弗洛里奥著，赵淑美等译：《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6] 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载《法学》1997年第9期，第9页。
[7] 于伟：《错案标准的界定》，载《法学》1997年第9期，第52页。
[8] 杨文杰、李昊：《论错案行为及其监督》，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第55页。
[9] 杨立新：《错案赔偿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0] 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74页。
[11] [英]哈特著，张文显、郑成良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12]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章。
[13] 陈光中、陈海娜、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第43页。
[14] 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73页。
[15]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16] 陈东超：《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理思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0页。
[17] 陈东超：《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理思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1页。
[18]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第117页。
[19] 参见高一飞：《刑事法的中国特色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48页。
[20]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1]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87页。
[22] 黄松有、梁玉霞：《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23] 廖永安：《关于错案追究制度的反思》，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64页。
[24] 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476页。
[25] 参见秦策：《法官角色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第35-40页。
[26] 王盼、程政举等：《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27]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
[28] 王爱琳：《对错案追究制的反思》，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9页。
[29] 王盼、程政举等：《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30]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31] 姚莉、杨帆：《法官的自治、自律与司法公正》，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125页。
[32] 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33] [英]丹宁勋爵著，李克强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34] 马进保：《我国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的可行性研究》，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第40页。
[35] 王盼、程政举等：《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409页。
[36] 马进保、易志华：《论对失职法官检察官的惩戒》，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4期，第42页。
[37] 姚莉、杨帆：《法官的自治、自律与司法公正》，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124页。
[38] 参见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6-190页。
[39] 参见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4-198页。
[40] 参见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0-205页。
[41]肖扬主编：《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参 考 文 献
（一）著作类
[1] 王盼、程政举等：《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法]勒内·弗洛里奥著，赵淑美等译：《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3] 张柏峰：《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 杨立新：《错案赔偿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 [英]哈特著，张文显、郑成良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6]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8] 高一飞：《刑事法的中国特色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9]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美]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 黄松有、梁玉霞：《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2]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3]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 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英]丹宁勋爵著，李克强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6] 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7] 肖扬主编：《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二）论文类
[1] 张卫平：《绝对职权主义模式的理性认识》，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
[2] 张松美：《试析民事再审程序中的“错案”标准》，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
[3] 金汉标：《“错案”的界定》，载《法学》1997年第9期。
[4] 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载《法学》1997年第9期。
[5] 于伟：《错案标准的界定》，载《法学》1997年第9期。
[6] 杨文杰、李昊：《论错案行为及其监督》，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 期。
[7] 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8] 陈光中、陈海娜、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9] 陈东超：《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法理思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10]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11] 廖永安：《关于错案追究制度的反思》，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2] 秦策：《法官角色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3] 王爱琳：《对错案追究制的反思》，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4] 姚莉、杨帆：《法官的自治、自律与司法公正》，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15] 马进保：《我国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的可行性研究》，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
[16] 马进保、易志华：《论对失职法官检察官的惩戒》，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