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协商程序的本土化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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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罪协商程序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兼顾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需要,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认罪协商程序存在不同,盖因在移植过程中面临三重困境:传统诉讼文化的困境、科层制下的道德困境、现行法律规范适用的困境。认罪认罚从宽从试点到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制度运行逐渐成熟,所面临的三重困境部分层面得以纾解。认罪协商程序在当前刑事司法环境下,理应继续推进本土化进程,一方面应保留其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的价值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保障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实质意义上增进社会正义。
The plea bargaining mechanis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wsuit, so it is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taking into the account of the double needs of pursuing crime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However,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confession and plea bargaining,for three dilemmas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the dilemma of the traditional litigation culture, the moral dilemma under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he dilemma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rrent legal norms.From the trial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system operation of lenient punishment for confession has been gradually ma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triple predicament have been relieved.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environment, the plea bargaining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n one hand, it should retain its value function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so as to enhance social justice in a substantial sense.
The plea bargaining mechanis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wsuit, so it is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taking into the account of the double needs of pursuing crime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However,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confession and plea bargaining,for three dilemmas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the dilemma of the traditional litigation culture, the moral dilemma under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he dilemma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urrent legal norms.From the trial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system operation of lenient punishment for confession has been gradually ma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triple predicament have been relieved.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environment, the plea bargaining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n one hand, it should retain its value function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so as to enhance social justice in a substantial sense.
引文
[2]参见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页。
[3]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第2页;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中国式辩诉交易?》,《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第71页。
[4]参见李立丰:《“认罪认罚从宽”之应然向度:制度创新还是制度重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75页。
[5]参见马明亮:《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以契约为分析框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页。
[6]转引自[荷]扬·斯密茨威:《法学的观念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7]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8]参见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9]顾永忠:《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34页。
[10]《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11]参见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第2页。
[12]参见冀祥德:《借鉴域外经验建立,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兼与陈国庆先生商榷》,《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第59页。
[13]参见施鹏鹏:《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评析》,《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174页。
[1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15]参见王继余:《法庭审理特别程序的量刑协商--俄罗斯的实践及其对我国设立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300页。
[16]参见谭世贵:《论刑事诉讼模式及其中国转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第109页。
[17]参见李立丰:《“认罪认罚从宽”之应然向度:制度创新还是制度重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76页。
[18]侦查人员不得主持认罪协商,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的工作。因为认罪认罚从宽是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集合,不仅包含实体上的从宽,还包括程序上的从宽。在侦查阶段,如果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没有必要一律经过烦琐的法律程序推进诉讼,倘若此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则可以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侦查机关也当然可以依法开展刑事和解工作。
[19]吕天奇、贺英豪:《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选择》,《人民检察》2017年第8期,第5页。
[20]参见张智辉:《认罪认罚与案件分流》,《法学杂志》2017年第6期,第11页。
[21]参见施鹏鹏、张程:《认罪认罚从宽的法理逻辑及制度构建》,《人民检察》2017年第10期,第51页。
[22]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陈》,《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8页。
[23]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人民检察》2016年第12期,第9页。
[24]刘静坤:《被告人认罪认罚可探索适用速裁程序》,《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1日第6版。
[25]参见樊崇义、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三个问题》,《人民检察》2016年第8期,第5页。
[26]参见林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行与制度完善》,《人民检察》2017年第10期,第28页。
[3]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第2页;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中国式辩诉交易?》,《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第71页。
[4]参见李立丰:《“认罪认罚从宽”之应然向度:制度创新还是制度重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75页。
[5]参见马明亮:《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以契约为分析框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页。
[6]转引自[荷]扬·斯密茨威:《法学的观念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7]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8]参见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9]顾永忠:《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34页。
[10]《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11]参见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第2页。
[12]参见冀祥德:《借鉴域外经验建立,建立控辩协商制度--兼与陈国庆先生商榷》,《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第59页。
[13]参见施鹏鹏:《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评析》,《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174页。
[1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15]参见王继余:《法庭审理特别程序的量刑协商--俄罗斯的实践及其对我国设立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300页。
[16]参见谭世贵:《论刑事诉讼模式及其中国转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第109页。
[17]参见李立丰:《“认罪认罚从宽”之应然向度:制度创新还是制度重述》,《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76页。
[18]侦查人员不得主持认罪协商,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的工作。因为认罪认罚从宽是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集合,不仅包含实体上的从宽,还包括程序上的从宽。在侦查阶段,如果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没有必要一律经过烦琐的法律程序推进诉讼,倘若此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则可以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侦查机关也当然可以依法开展刑事和解工作。
[19]吕天奇、贺英豪:《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选择》,《人民检察》2017年第8期,第5页。
[20]参见张智辉:《认罪认罚与案件分流》,《法学杂志》2017年第6期,第11页。
[21]参见施鹏鹏、张程:《认罪认罚从宽的法理逻辑及制度构建》,《人民检察》2017年第10期,第51页。
[22]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陈》,《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8页。
[23]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人民检察》2016年第12期,第9页。
[24]刘静坤:《被告人认罪认罚可探索适用速裁程序》,《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1日第6版。
[25]参见樊崇义、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三个问题》,《人民检察》2016年第8期,第5页。
[26]参见林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行与制度完善》,《人民检察》2017年第10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