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南的意象，古代诗词中俯拾皆是。这些意象的产生，半是源于江南人对故乡的回望，半是来自异乡人的反观。在这中间，运河作为出入江南的重要通道，成了古典诗词的审美对象，因而有着 “ 唐诗之河 ”“ 宋词之河 ” 等美誉。这些运河诗词中所蕴含的 “ 下江南 ” 意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母题。
一
“ 下江南 ” 意象是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古代江南，水乡泽国，以河代路，是船的天下。《越绝书 · 吴地传》记载，春秋时期吴国曾在其腹地开 “ 吴古故水道 ” ， “ 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 ，连接起苏州和扬州，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长江流域；向南开 “ 百尺渎 ” ， “ 奏江，吴以达粮 ” ，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钱塘江流域。吴古故水道和百尺渎所构成的水道，是江南河即江南运河的前身。此外，越国疏浚了 “ 山阴故水道 ” （《越绝书 · 地传》），这是浙东运河的前身。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凿丹徒水道，取直江南河的北段；三国时孙权进行疏浚，邗沟和长江船只从 “ 丹徒水道入通吴、会 ” （《南齐书 · 州郡志》）。
江南河联通南北，不仅打破了江南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封闭状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超越了文化意义上的传统吴、越文化的分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江南文化区。 “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 （汉乐府《江南》）； “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 （谢朓《入朝曲》）； “ 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 ” （《南齐书 · 丘灵鞠传》）；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 （丘迟《与陈伯之书》），这些六朝诗文中所呈现出的江南意象，具有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我国历来有 “ 北上南下 ” 之说，江南运河的畅通，使得北方人士纷纷 “ 下江南 ” 。
二
“ 下江南 ” 意象中包含着一种从流飘荡的 “ 悠悠 ” 物象。江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精神的所在，这里有隐隐的青山、缤纷的花树、低徊的明月和清风、如烟细雨下轻轻摇动的舳舻，还有小桥流水人家、诗酒和似水流年、自由如风的岁月、空灵玄虚的思想。隋代 “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 （《资治通鉴 · 隋纪》），乘船下江南显得更为便捷。士人们摆脱了车马的束缚，沿着大运河乘船顺流而下，赏看倒映在水里的江南风物，悠然的心情溢于言表。 “ 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 （《庄子 · 外篇》），其中自有一种 “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 （吴均《与朱元思书》）的审美心态。
唐宋时期，江南逐渐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乐土，乘船下江南也成了一件 “ 悠悠 ” 乐事。孟浩然在《自洛之越》中写道： “ 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 政治上失意的诗人，终于在江南找到了心灵上的慰藉。 “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 ” （张籍《相和歌辞 · 江南曲》）， “ 悠悠 ” 一词道尽了乘船下江南的美好。白居易在谏言不被朝廷采纳后，主动申请外放，到杭州、苏州等地任职， “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 （《长相思》），该词从思妇如水一般绵绵不绝的 “ 愁思 ” 中，反衬出游子在江南生活之 “ 悠悠 ” ；而且从汴水到泗水，再到扬州的瓜洲古渡，最后到达长江以南的吴地，也点出了游子 “ 下江南 ” 的清晰路线。 “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 （杜荀鹤《送人游吴》）； “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 （范成大《吴郡志》），到达江南，无论身在船上、桥下，还是在梦里、念里，此地的悠悠生活，总是那么难忘。
三
“ 下江南 ” 意象中总有浓得化不开的别样 “ 离愁 ” 。下江南，意味着与政治中心的渐行渐远，与故乡亲友的离别，与心爱之人的永诀，其中自有一种或痛彻心扉或黯然销魂的离愁别绪。况且船行运河之上，是既封闭而又开放、既固定而又流动、既热闹而又冷清、既无聊而又充满希望的，四时风物的变化，也容易感荡心灵。 “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在下着大雨的寒夜渡江来到异乡，第二天一早却以主人的身份送客，还要回应洛阳亲友的种种问询，作者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 “ 下江南 ” 诗词中的代表作。 “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 ，万籁之中，变化无穷，诗人隐身船里，只余一点迷离的希望，这番离愁，只有放在运河之上、人生如寄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这种别样的离愁，在宋词中更是表现得迂回婉转。 “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 （柳永《雨霖铃 · 寒蝉凄切》），词中写的是汴梁（ “ 都门 ” ）一别，乘船沿着运河返回江南（ “ 楚 ” ），一路无声，酒醒后唯见 “ 杨柳岸，晓风残月 ” 。周邦彦也是在汴梁（ “ 京华 ” ）告别心爱之人，返回家乡杭州（ “ 故国 ” ）途中，写下《兰陵王 · 柳》一词，借柳写离情： “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 词中既有杨柳，还有堤岸、流水、舟船（ “ 篙 ” ）、河口（ “ 浦 ” ）、驿站、渡口（ “ 津 ” ）、桥等运河意象，通过层层铺垫，伤别之情可谓深入骨髓。
“ 节过中和日有三，台星一点下江南 ” （周邦彦《寿陈运干》）； “ 想君行尽嘉陵水，我已下江南 ” （王质《眼儿媚 · 送别》），可见在两宋时期， “ 下江南 ” 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意象，包含着下江南的种种诗意和范式，从而对元明清文学及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姜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