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治齐
详细信息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日期:2021-07-05

齐国被封为一方诸侯,最早可以追溯到姜太公。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之后,因为功勋卓著,被分封于齐地,建国立邦,这就是齐国。齐国到齐襄公之时已经雄踞东方数百年。齐桓公即位后已然面临着发展的难题。


    

众所周知,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谏下,和管仲一笑泯恩仇,捐弃前嫌。同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国相,尊其为仲父,在齐国推行改革,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管仲上任之后,针对齐国的国情,根据其历史上得失成败的故事,劝谏齐桓公在改革之中要 “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六柄 ” ,始终把落脚点放在民生之上,富有很强的民本精神。在管仲看来,国家大政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和顺民心。只要从这一点出发来推进改革,就一定能实现国家富强。


    

(一)


    

定民之居,即根据一定的规制把齐国划分成不同的行政区域,使士、农、工、商四种不同身份的国民都能得以定居,大的来说分为国都和鄙野两个部分,即 “ 三其国而伍其鄙 ” 。所谓 “ 三其国 ” ,即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共二十一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还要分别设立三官进行治理。这种制度让士、农、工、商四民避免混杂居住而引起不同身份职守之间的混乱。具体来说,就是让那些讲学道艺的士阶层居住在比较清净的地方,使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工阶层靠近官府的位置居住,让从事生意买卖的商阶层居住在市井街道的区域,使从事耕种的农阶层靠近田野而居住。在管仲看来,这样就能使四民 “ 不见异物而迁 ” ,能够长时熏习而不改变其赖以立身的根本,免得老是心里不守本分,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一来,就使得士、农、工、商四民都能有稳定的居所,既能高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也非常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


    

所谓 “ 伍其鄙 ” ,即把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五个 “ 属 ” 。具体地说,就是三十家为一邑,每一邑设立官长。十邑为一卒,每一卒设立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一乡设立乡帅。三乡为一县,每一县设立县帅。十县为属,每一属设立大夫。共有五 “ 属 ” ,就设立五官进行治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十分清楚,对政绩的考核和赏罚的实施也有依有据,即 “ 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 ,这就确保了改革政令畅通,有条不紊。


    

有一次,一个乡帅向齐桓公汇报自己管辖之地的情况,齐桓公问他管辖之地有没有十分好学、孝亲聪慧而闻名乡里的人,如果有就禀告上来。如果有这样的人却不禀告上来,属于隐匿良善之人,就按五刑之罪论处。如果有大勇而身强体健的人不禀告,属于隐匿有才之人,也按五刑之罪论处。如果有不孝顺父母,不敬爱尊长,骄躁不听君长命令的人而不禀告,同样论罪按照五刑来定。这个乡帅退下之后修养自己的德行,举荐贤能之人,齐桓公目睹之后便命其为官。自此之后,百姓也都知道要力行善事,不敢懈怠。


    

(二)


    

管仲一方面十分体察百姓的不易,处处为民谋利;另一方面,则是强烈批评那种 “ 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 ” 的现象,提出官爵俸禄的授予必须根据一个人的德行、功劳和才能,如果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就一定要严厉追究。进一步来讲,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国家朝廷上昌明德义,就不可给予他尊贵的爵位;如果没有为国家建立功业,就不能授予他厚重的俸禄;遇到事情处理时不能取信于民,就不可让他担任大官。这就不仅十分有利于把那些有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人选拔上来,发挥其才能,贡献其智慧;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就很自然地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陵为之终,即古人常讲的慎终之意。生有所养,死有所葬,民德就能归于淳厚。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好的仁政。慎用六柄,是对齐桓公而言的。六柄,即生、杀、贫、富、贵、贱。慎用即不可顺着自己内心的好恶行事,而是要 “ 断于法 ” ,即严格依法行事。管仲指出,贤明的君主设立法度,昭示于天下,群臣百姓就会有规矩可以依循,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上上下下都按照法的要求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诈伪之人就无法欺瞒其主人,嫉妒之人就无法使用其贼心,谄谀之人就无法施展其淫巧。因此而言, “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齐国的内政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向心力得到明显提升。


    

(三)


    

管仲还特别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在他看来, “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 。联系到他的名言 “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管仲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必定首先要使百姓富足起来,百姓如果富足了就容易实现治理,百姓要是贫困的话就很难治理。换句话说, “ 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 。这就把贫富不均的重要性给提了出来,意味着要想使国家法令畅行,万民安定,就要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不然的话,人若太过富有就会不听指使,太过贫贱则不知道羞耻,都不利于国家的安稳。所以,一定要 “ 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 ” 。简言之,即通过一定的法令和措施使财富较为平均地分散在百姓之中,避免造成财富的倾斜和两极分化。统合其礼治的思想,管仲的改革实际要实现的目标就是 “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 。不得不说 100 多年后孔子提出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与此有相通之处。


    

在外交方面,管仲主张 “ 尊王攘夷 ” ,在内维护周天子的权威,遵守礼乐秩序,在外抵制侵袭,赢得了四邻亲善,天下诸侯称仁。据《史记》所载, “ 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 ” 。《谷梁传》说, “ 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 ” 。会是会盟,兵车指的是带着军队,乘车和衣裳之会则不带军队,集中彰显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史载齐桓公制止诸侯之间的暴行,不得滥用武力;同时还保卫诸夏之地,不受侵扰,使得大国惭愧,小国归附,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孔子说: “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 又说: “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


    

历史地看,管仲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有着天下的意义。他的着眼点虽然在齐国,但其视野却是整个中原。他能在当时周室王权衰落的情况下自觉地担当起君臣之间的道义,恪守礼乐制度的尺度,非常难能可贵。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作为春秋以来的第一次改革,也给后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参照。管仲改革的深层次意义体现在文化上对宗周礼乐文明的维护与传承,他极大地凝聚了中原诸侯国人们的精神共识,有力地推动了彼此之间的进一步融合。钱穆先生从四个层面来解读中国封建王朝的善治内涵:第一,尊王;第二,攘夷;第三,禁抑篡逆;第四,裁制兼并。这四者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过程中都得以体现,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晋文公。(谷文国汤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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