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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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in China underwent three transformations due to the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the first Opium War in 1840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still cherished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imaginative writings to a certain extent, though it had already shown some hesitation and anxiety about the imperial dynasty and its ideolog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anner people began to split into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With the rise of new medi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lower-class banner people, there appeared enlightenment writing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esenting the nostalg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revolution. This brought about a realistic aesthetic style and popular vernacular linguistic skills in their writin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1949, the banner people as a professionally-oriented group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n ethnic minority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identity remodeling from a cultural ethnic group to a political ethnic minority and from belonging to Manchu to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vividly shows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in China underwent three transformations due to the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the first Opium War in 1840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still cherished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imaginative writings to a certain extent, though it had already shown some hesitation and anxiety about the imperial dynasty and its ideolog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anner people began to split into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With the rise of new medi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lower-class banner people, there appeared enlightenment writing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esenting the nostalg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revolution. This brought about a realistic aesthetic style and popular vernacular linguistic skills in their writin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1949, the banner people as a professionally-oriented group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Man ethnic minority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identity remodeling from a cultural ethnic group to a political ethnic minority and from belonging to Manchu to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bannermen's literature vividly shows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引文
(1)林满红语,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比如“内外分城”诏,“南郊配享”诏等,见《清实录》(第3册)《清世祖实录》(第40卷),顺治五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年,第319、327页。
(2)祁美琴:《对从民族到国家历程的理论反思——兼论“满洲”的意义》,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3)此方面研究较多,[美]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对此有简略但清晰的梳理,参见氏著:《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3页。晚近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的有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相关讨论,参见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美]彼德·布劳(Peter M. Blau):《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1)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
(2)乾隆四十二年敕撰,阿桂、于敏中、和坤、王杰、董浩等纂修。
(3)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纪昀等修,嘉庆年间成书,共365卷。
(4)龚自珍:《尊隐》,见《尊隐:龚自珍集》,康沛竹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5)当然价值观的缓慢改变最初是以对儒家经世致用和法家追求富强的传统思想的再发明的面目出现的。[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8页。
(1)T.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awaii:University Hawaii Press, 2005.
(2)清军入关以来,旗人从奴隶制式的渔猎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为主,包含游牧等多种形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清政府把八旗兵丁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这种征战思维用于守成时代就显得胶柱鼓瑟,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尚能勉强维持;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个最为棘手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八旗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创造更多的条件;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洲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清廷还在北京周围五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在八旗内部按等级分配,在京畿地区建立数量众多的旗人田庄,以其收获养活旗人。
(3)李乔:《八旗生计问题述略》,《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论“八旗生计”(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6期。李尚英:《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6期。韦庆远:《论“八旗生计”》,《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贾艳丽:《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满族研究》2009年第3期。魏影:《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有关满洲的笔记》,陈春华等译,《清史译丛》第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5)“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啙窳:《旗人劝旗人》,《京话日报》第188号,“演说”,1905年2月。
(6)宝廷:《请整顿八旗人才疏》,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三十四内政部。
(7)[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2)朱维铮:《清末的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1)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78页。
(2)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40页。
(3)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4—481页。
(4)《举人李蔚然条陈除满汉界限之策以立宪为至善之法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3页。
(5)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6)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4页。
(7)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9页。
(1)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4页。
(2)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3)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81页。
(4)张菊玲:《“驱逐靼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5)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0页。
(1)损公(蔡友梅):《曹二更》,原属新鲜滋味之十八种,载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警世卷》,赵淑清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671—672页。
(2)有关“小说”与“Novel”的异同问题,可以参看周发祥《关于“小说”文体的辨析——欧美汉学研究述评》一文,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2—279页。
(1)[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2)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1页。
(3)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84页。
(1)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关于“主体与认同”一章中对此有过分析,此不赘述。参见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1)[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周大鸣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比如“内外分城”诏,“南郊配享”诏等,见《清实录》(第3册)《清世祖实录》(第40卷),顺治五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年,第319、327页。
(2)祁美琴:《对从民族到国家历程的理论反思——兼论“满洲”的意义》,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3)此方面研究较多,[美]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对此有简略但清晰的梳理,参见氏著:《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3页。晚近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的有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相关讨论,参见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美]彼德·布劳(Peter M. Blau):《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1)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
(2)乾隆四十二年敕撰,阿桂、于敏中、和坤、王杰、董浩等纂修。
(3)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纪昀等修,嘉庆年间成书,共365卷。
(4)龚自珍:《尊隐》,见《尊隐:龚自珍集》,康沛竹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5)当然价值观的缓慢改变最初是以对儒家经世致用和法家追求富强的传统思想的再发明的面目出现的。[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8页。
(1)T.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awaii:University Hawaii Press, 2005.
(2)清军入关以来,旗人从奴隶制式的渔猎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为主,包含游牧等多种形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清政府把八旗兵丁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这种征战思维用于守成时代就显得胶柱鼓瑟,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尚能勉强维持;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个最为棘手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八旗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创造更多的条件;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洲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清廷还在北京周围五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在八旗内部按等级分配,在京畿地区建立数量众多的旗人田庄,以其收获养活旗人。
(3)李乔:《八旗生计问题述略》,《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论“八旗生计”(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6期。李尚英:《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6期。韦庆远:《论“八旗生计”》,《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贾艳丽:《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满族研究》2009年第3期。魏影:《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有关满洲的笔记》,陈春华等译,《清史译丛》第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5)“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啙窳:《旗人劝旗人》,《京话日报》第188号,“演说”,1905年2月。
(6)宝廷:《请整顿八旗人才疏》,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三十四内政部。
(7)[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关纪新:《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
(2)朱维铮:《清末的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1)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78页。
(2)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40页。
(3)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4—481页。
(4)《举人李蔚然条陈除满汉界限之策以立宪为至善之法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3页。
(5)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6)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4页。
(7)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9页。
(1)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4页。
(2)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3)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81页。
(4)张菊玲:《“驱逐靼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5)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0页。
(1)损公(蔡友梅):《曹二更》,原属新鲜滋味之十八种,载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警世卷》,赵淑清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671—672页。
(2)有关“小说”与“Novel”的异同问题,可以参看周发祥《关于“小说”文体的辨析——欧美汉学研究述评》一文,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2—279页。
(1)[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2)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1页。
(3)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84页。
(1)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关于“主体与认同”一章中对此有过分析,此不赘述。参见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1)[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周大鸣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