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重与警惕:1843年的团练“防夷”之议与清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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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43年春,耆英、田润等人为防备英军再次入侵,提议沿海省区举办团练。他们认为举办团练为"防夷"之急务甚至"第一要务",但也承认此举含有骚扰地方的风险。在随后沿海七省区将军督抚的议论中,多数反对办团,亦在于担忧团练"流弊滋多"。对于沿海省区将军督抚在团练"防夷"问题上的分歧,清廷强调"因地制宜",适行者行之,不适者弃之。这一灵活原则的背后,实为清廷自白莲教起事以来对于团练既倚重又警惕的心态。若未注意及此,便易陷入以逻辑代替史实的误区,仅以多数省份反对而得出清廷全面禁止办团的误判,进而影响到对于团练在战后"防夷"体系中地位的认识。
In the spring of 1843,Qi Ying,Tian Run and other officials proposed to set up local troops along the coastal areas to defend against another invasion by the British army.On the one hand,they believed that the practice to defend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by setting up local troops was urgent and even topped the agenda;on the other hand,however,they worried that this move might make trouble to local governance.Wh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generals of seven coastal provinces discussed it,most of them argued that there we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n setting up local troops.To solve disagreements on such issue,the Qing Court made the final decision—making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It could be implemented where possible.Such flexible policy wa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paradoxical psychology of the Qing Court that was reliant on but precautious of local troops after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rebellion.Without understanding of this,it is easy for us to shape historical views based on logic only.We will come to the wrong conclusion that setting up local troop was unconditionally forbidden by the Qing Court due to objections from most provinces.If so,this will weaken our knowledge of the role that local troops played in postwar foreign invasion defense system.
In the spring of 1843,Qi Ying,Tian Run and other officials proposed to set up local troops along the coastal areas to defend against another invasion by the British army.On the one hand,they believed that the practice to defend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by setting up local troops was urgent and even topped the agenda;on the other hand,however,they worried that this move might make trouble to local governance.Wh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generals of seven coastal provinces discussed it,most of them argued that there we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n setting up local troops.To solve disagreements on such issue,the Qing Court made the final decision—making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It could be implemented where possible.Such flexible policy wa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paradoxical psychology of the Qing Court that was reliant on but precautious of local troops after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rebellion.Without understanding of this,it is easy for us to shape historical views based on logic only.We will come to the wrong conclusion that setting up local troop was unconditionally forbidden by the Qing Court due to objections from most provinces.If so,this will weaken our knowledge of the role that local troops played in postwar foreign invasion defense system.
引文
(1)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7页;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336页。
(2)此前的相关认识所依据的史料仅限于《筹办夷务始末》和《清实录》这两部二手档案,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及已刊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1)此前,清廷曾于8月22日指示耆英,为防英人生疑,可告其墩垒炮台等防御工事的修复“系为缉洋盗起见,并非为防御该夷而设,不必妄生疑虑”[《著钦差大臣耆英再行妥议与英所商各条内应行筹酌之处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2)《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入江要隘之善后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著闽浙总督怡良等议奏福建各口隘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浙江各口隘善后事宜可与耆英等会商章程具奏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于各海口防务应设法妥筹并议奏浙省各口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山东巡抚托浑布议奏与盛京接壤之山东登州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江宁将军德珠布加意防范由海入江之处并议奏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福州将军保昌等加意防范各海口并议奏福州等碍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4、339~343页。
(3)《著江南福建浙江各督抚议奏何项战船适用足以御敌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奏天津适用何项战船等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奏山东海口适用何项战船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49~353页。上述将军督抚的覆奏情形详参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1页。
(4)《著两江总督耆英会办江浙闽通商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0页。
(5)《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入江要隘之善后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4页。
(6)《著两江总督耆英专心督办江防海防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3页。
(7)《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将苏省粮台裁撤改为报销总局并筹办制船造炮等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著两江总督耆英酌拨炮位防江并已出旗之防守出力官兵不准入旗当差等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著两江总督耆英将江苏沿海及沿江一切防务善后事宜妥议具奏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69、475、504~505页。
(8)《著李湘帮同耆英妥筹办理江南通商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768~769页;《著署理漕运总督李湘挑练精兵教练抬炮牌刀并帮同耆英妥办善后事宜等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9)《两江总督耆英奏为两江地大事繁不敢畏难苟安当即赴吴淞等地筹议严防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8页。
(10)《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讲求船式及筹议商税并暂停监管河务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试造炮架先行呈缴图说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筹铸造炮位片》(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粤省船图于江省均难得力拟请另造同安梭船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27、625~626、628~629、663~667页。
(11)《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酌度英情及计划长江防务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83~684、721~722页。
(1)参见田中正美著,李少军译:《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60页;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53~57页;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1页;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11~19页。
(2)《署漕运总督李湘奏为遵旨筹议江防添铸炮位等善后事宜片》(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页。
(3)(4)《两江总督耆英奏陈造炮设守并团练等事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7、57~58页。
(5)《江西道监察御史田润奏为条陈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7-022。
(1)《江西道监察御史田润奏为条陈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7-022。
(2)《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议奏御史田润所奏团练乡兵一折是否可行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1~122页。
(3)(4)《山东巡抚梁宝常奏为遵旨体察地方情形议奏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1。
(5)即1813年冬“天理教”教众占据滑县并抵抗清军围剿一事。
(6)即1820-1827年间的南疆“张格尔之乱”。
(7)《署理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奏为遵旨体察地利民情筹议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18。
(1)(3)《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
(2)《署理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奏为遵旨体察地利民情筹议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18。
(1)《福建巡抚刘鸿翱奏为遵旨议奏闽省碍难施行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2。
(2)《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议复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2。
(3)(4)《盛京将军禧恩奏为详查奉天地方情形筹议团练章程事》(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7。
(5)《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1)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4页。
(2)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
(3)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22页。
(4)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第335~336页。
(5)《山东巡抚梁宝常奏为遵旨体察地方情形议奏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1;《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福建巡抚刘鸿翱奏为遵旨议奏闽省碍难施行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2。
(6)(7)《清宣宗实录》卷三九四,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卷三九五,道光二十三闰七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7、1087~1088页。
(8)《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9)《清宣宗实录》卷三九四,道光二十三年七月甲寅,第1065页。
(1)《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议复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2。
(2)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5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22页。
(3)《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议奏御史田润所奏团练乡兵一折是否可行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1~122页。
(4)《贵州巡抚贺长龄奏为招募土兵所需银两一事请仍照原奏将月米盐菜两项归于各属分捐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朱批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6;《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94,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贵州巡抚贺长龄奏为黔省土兵与江浙等省不同实于地方有裨事》(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16。
(5)(6)《清仁宗实录》卷五九,嘉庆五年二月庚寅;卷六九,嘉庆五年六月壬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8、925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页。
(8)《清宣宗实录》卷三四四,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庚寅;卷三四四,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甲午;卷三五四,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庚辰;卷三五四,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辛巳;卷三五五,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癸未;卷三五五,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丁亥;卷三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己亥;卷三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戊申;卷三五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己酋;卷三五七,道光二十一年月九癸亥;卷三五八,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癸酉;卷三五九,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辛巳;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甲申: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乙酉;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甲午;卷三七一,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卷三七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丙戍;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丑;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庚寅;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壬辰;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甲辰;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乙巳;卷三七七,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丁巳,第235、239、396、399、403、408、423、434、435、458、469~470、479、540、541、551、686、747、752、754、757、774、780、782、804页。
(1)(2)(4)(5)(6)《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八,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癸酉;卷三七一,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卷三三八,道光二十年八月己卯;卷三七九,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戊戌;卷三七九,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己亥,第469~470、686、141、841、843页。
(3)《清宣宗实录》卷三三八,道光二十年八月己卯;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辛卯;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乙巳;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丙辰;卷三四三,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甲戌。
(7)《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8)《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
(9)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围绕“以民制夷”的争议,参见夏井春喜著,李少军译:《鸦片战争时期广东的抗英斗争》,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第217~219页;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38~42页。
(1)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5、103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
(2)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详参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80~117页;夏笠:《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0页。
(3)《四川总督琦善奏为陈明团练害多益少实在情形事》(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30-050;《山东巡抚张澧中奏为体察东省情形不能举行乡团并酌拟缉捕章程实力整顿事》(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25-026。
(2)此前的相关认识所依据的史料仅限于《筹办夷务始末》和《清实录》这两部二手档案,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及已刊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1)此前,清廷曾于8月22日指示耆英,为防英人生疑,可告其墩垒炮台等防御工事的修复“系为缉洋盗起见,并非为防御该夷而设,不必妄生疑虑”[《著钦差大臣耆英再行妥议与英所商各条内应行筹酌之处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2)《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入江要隘之善后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著闽浙总督怡良等议奏福建各口隘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浙江各口隘善后事宜可与耆英等会商章程具奏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于各海口防务应设法妥筹并议奏浙省各口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山东巡抚托浑布议奏与盛京接壤之山东登州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江宁将军德珠布加意防范由海入江之处并议奏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著福州将军保昌等加意防范各海口并议奏福州等碍口善后事宜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4、339~343页。
(3)《著江南福建浙江各督抚议奏何项战船适用足以御敌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奏天津适用何项战船等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奏山东海口适用何项战船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49~353页。上述将军督抚的覆奏情形详参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1页。
(4)《著两江总督耆英会办江浙闽通商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0页。
(5)《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入江要隘之善后章程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4页。
(6)《著两江总督耆英专心督办江防海防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3页。
(7)《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将苏省粮台裁撤改为报销总局并筹办制船造炮等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著两江总督耆英酌拨炮位防江并已出旗之防守出力官兵不准入旗当差等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著两江总督耆英将江苏沿海及沿江一切防务善后事宜妥议具奏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69、475、504~505页。
(8)《著李湘帮同耆英妥筹办理江南通商善后事宜》(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768~769页;《著署理漕运总督李湘挑练精兵教练抬炮牌刀并帮同耆英妥办善后事宜等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9)《两江总督耆英奏为两江地大事繁不敢畏难苟安当即赴吴淞等地筹议严防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38页。
(10)《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讲求船式及筹议商税并暂停监管河务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试造炮架先行呈缴图说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筹铸造炮位片》(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粤省船图于江省均难得力拟请另造同安梭船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27、625~626、628~629、663~667页。
(11)《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酌度英情及计划长江防务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83~684、721~722页。
(1)参见田中正美著,李少军译:《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60页;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53~57页;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1页;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11~19页。
(2)《署漕运总督李湘奏为遵旨筹议江防添铸炮位等善后事宜片》(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页。
(3)(4)《两江总督耆英奏陈造炮设守并团练等事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7、57~58页。
(5)《江西道监察御史田润奏为条陈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7-022。
(1)《江西道监察御史田润奏为条陈沿海各省筹办团练以固海防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7-022。
(2)《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议奏御史田润所奏团练乡兵一折是否可行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1~122页。
(3)(4)《山东巡抚梁宝常奏为遵旨体察地方情形议奏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1。
(5)即1813年冬“天理教”教众占据滑县并抵抗清军围剿一事。
(6)即1820-1827年间的南疆“张格尔之乱”。
(7)《署理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奏为遵旨体察地利民情筹议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18。
(1)(3)《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
(2)《署理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孙善宝奏为遵旨体察地利民情筹议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18。
(1)《福建巡抚刘鸿翱奏为遵旨议奏闽省碍难施行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2。
(2)《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议复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2。
(3)(4)《盛京将军禧恩奏为详查奉天地方情形筹议团练章程事》(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7。
(5)《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1)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4页。
(2)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
(3)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22页。
(4)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第335~336页。
(5)《山东巡抚梁宝常奏为遵旨体察地方情形议奏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1;《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福建巡抚刘鸿翱奏为遵旨议奏闽省碍难施行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42。
(6)(7)《清宣宗实录》卷三九四,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卷三九五,道光二十三闰七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7、1087~1088页。
(8)《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9)《清宣宗实录》卷三九四,道光二十三年七月甲寅,第1065页。
(1)《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遵旨议复团练乡兵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2。
(2)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5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22页。
(3)《著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议奏御史田润所奏团练乡兵一折是否可行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21~122页。
(4)《贵州巡抚贺长龄奏为招募土兵所需银两一事请仍照原奏将月米盐菜两项归于各属分捐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朱批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6;《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94,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贵州巡抚贺长龄奏为黔省土兵与江浙等省不同实于地方有裨事》(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16。
(5)(6)《清仁宗实录》卷五九,嘉庆五年二月庚寅;卷六九,嘉庆五年六月壬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8、925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页。
(8)《清宣宗实录》卷三四四,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庚寅;卷三四四,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甲午;卷三五四,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庚辰;卷三五四,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辛巳;卷三五五,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癸未;卷三五五,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丁亥;卷三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己亥;卷三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戊申;卷三五五六,道光二十一年己酋;卷三五七,道光二十一年月九癸亥;卷三五八,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癸酉;卷三五九,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辛巳;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甲申: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乙酉;卷三六三,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甲午;卷三七一,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卷三七四,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丙戍;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丑;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庚寅;卷三七五,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壬辰;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甲辰;卷三七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乙巳;卷三七七,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丁巳,第235、239、396、399、403、408、423、434、435、458、469~470、479、540、541、551、686、747、752、754、757、774、780、782、804页。
(1)(2)(4)(5)(6)《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八,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癸酉;卷三七一,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卷三三八,道光二十年八月己卯;卷三七九,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戊戌;卷三七九,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己亥,第469~470、686、141、841、843页。
(3)《清宣宗实录》卷三三八,道光二十年八月己卯;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辛卯;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乙巳;卷三三九,道光二十年九月丙辰;卷三四三,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甲戌。
(7)《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程采奏为遵旨查议粤省团练乡兵情形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7-020。
(8)《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团练乡兵事多窒碍事》(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2968-003。
(9)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围绕“以民制夷”的争议,参见夏井春喜著,李少军译:《鸦片战争时期广东的抗英斗争》,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第217~219页;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38~42页。
(1)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75、103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57页。
(2)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详参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80~117页;夏笠:《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0页。
(3)《四川总督琦善奏为陈明团练害多益少实在情形事》(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30-050;《山东巡抚张澧中奏为体察东省情形不能举行乡团并酌拟缉捕章程实力整顿事》(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2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