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集体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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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史个案进行考察,首先是基于对完整的当代文学史编纂史清理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因为该史著的"集体写作"模式背后的历史语境、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立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取向等对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史编写具有参考价值。文学史编写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这是五六十年代体制化时期的文化潮流。这种编写主体的转换,是文学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年轻的"当代文学史",其意味更是非同寻常。考察《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的写作,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
The reasons to have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n Years" from the 1950s to 1960's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can be explained below. The first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mainly due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hind the "collective writing" model, the concepts and standpoint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evalu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authors' work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d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is period.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s no longer a personal act, which acts as a cultural tren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1950s to 1960s. Such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written body becomes an essenti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For the "youth"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its meaning is even more extraordinar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writing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n Years" also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s made.
The reasons to have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n Years" from the 1950s to 1960's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can be explained below. The first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mainly due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hind the "collective writing" model, the concepts and standpoint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evalu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authors' work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d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is period.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is no longer a personal act, which acts as a cultural tren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1950s to 1960s. Such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written body becomes an essenti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For the "youth"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its meaning is even more extraordinar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writing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n Years" also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s made.
引文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53年8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完整的上下两册1954年3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拙作:《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历史转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文文学》2017年第4期;《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资源》,《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
(2)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3)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教育部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和《〈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以致在1952年由新闻出版部总署与《人民日报》共同组织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会上,受到质疑、批判式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拙作:《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当代文学”的诞生》,《嘉应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4)孟繁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5)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1)这“三部半”分别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28页。
(3)《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6页。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8页。
(4)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前言”写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最初完成于1958年12月。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教学和科研研究,以教师为主,采用师生结合的方法,进行编写。”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也写道:该书“参加编写的除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和56、57级部分同学外,已经毕业的走上工作岗位的55级同学所编《当代文学史》讲义,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基础。”
(5)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转引自孟繁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112、113-114页。
(6)这里的“中断”在表述上可能有些含混,会让人联想到没有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但实际情况是,像朱光潜主编的《西方美学史》上下,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都完成了。
(1)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26日、8月2日、8月9日。
(2)《新中国文学》“编写说明”即已明确表示该书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的前夕,也即是“集体编写”文学史全面铺开的时候。
(3)这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对50至70年代文学进行考察时提出的一个观点。顾彬在这里并没有对“公众意见”内涵进行阐释。但从其文学史语境看,“公众”背后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政府,“公众意见”则是代表国家(政府)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相关的分析可参考拙作:《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2016年第6期。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5)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48页。
(7)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4页。
(8)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5-26页。
(1)分别见于《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15、5、8、13页。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1页。
(3)《重放的鲜花》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50年代“双百”方针颁布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发表的17位作者创作的20篇作品。这些作家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受到批判,作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主要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本报内部消息(续篇)》、耿介的《爬在旗杆上的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流沙河的《草木篇》、刘绍棠的《西苑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
(1)这些成果包括: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冯牧、黄昭彦的《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邹荻帆的《大跃进的号角,新诗歌的红旗——读〈红旗歌谣〉》,《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贺宜的《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袁水拍的《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诗歌》,《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严文井的《光明的赞歌——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卞济远的《十年话剧创作的成就令人鼓舞》,《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荒煤的《电影文学的迅速发展》,《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除了介绍话剧,还介绍了新歌剧的创作情况。
(1)《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8页。
(2)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3)这里所说的“编写经验”或许有必要予以简单辨析。1949年以后,最早对新中国文学发展情况进行描述的应该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不过受当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1952年8月由新闻出版部总署与《人民日报》共同组织的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会批判性意见的影响,王瑶的“附录”已有意识地从政治性、思想性与史料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发展情况。“附录”共包括六部分内容:一、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二、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三、戏曲改革工作;四、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五、创作情况;六、文艺界整风运动。从王瑶的《史稿》到《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期间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依历史的“后见之明”,在60年代初,《史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叙述能否对接上时代潮流还是一个问题。
(4)这里还可以提及另一篇可能予以消融的“评论”,即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发表于195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一文。文章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十年来,文化艺术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党的领导和坚持政治挂帅,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工作的灵魂;文化艺术工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艺术工作的繁荣昌盛是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结果。
(1)相关的探讨可参见拙作:《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历史转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文文学》2017年第4期;《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资源》,《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
(2)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3)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教育部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和《〈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以致在1952年由新闻出版部总署与《人民日报》共同组织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会上,受到质疑、批判式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拙作:《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当代文学”的诞生》,《嘉应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4)孟繁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5)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1)这“三部半”分别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28页。
(3)《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6页。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78页。
(4)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前言”写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最初完成于1958年12月。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教学和科研研究,以教师为主,采用师生结合的方法,进行编写。”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也写道:该书“参加编写的除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和56、57级部分同学外,已经毕业的走上工作岗位的55级同学所编《当代文学史》讲义,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基础。”
(5)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转引自孟繁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112、113-114页。
(6)这里的“中断”在表述上可能有些含混,会让人联想到没有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但实际情况是,像朱光潜主编的《西方美学史》上下,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都完成了。
(1)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26日、8月2日、8月9日。
(2)《新中国文学》“编写说明”即已明确表示该书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的前夕,也即是“集体编写”文学史全面铺开的时候。
(3)这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对50至70年代文学进行考察时提出的一个观点。顾彬在这里并没有对“公众意见”内涵进行阐释。但从其文学史语境看,“公众”背后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政府,“公众意见”则是代表国家(政府)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相关的分析可参考拙作:《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2016年第6期。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5)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48页。
(7)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4页。
(8)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5-26页。
(1)分别见于《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15、5、8、13页。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1页。
(3)《重放的鲜花》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50年代“双百”方针颁布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发表的17位作者创作的20篇作品。这些作家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受到批判,作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主要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本报内部消息(续篇)》、耿介的《爬在旗杆上的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流沙河的《草木篇》、刘绍棠的《西苑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
(1)这些成果包括: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冯牧、黄昭彦的《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邹荻帆的《大跃进的号角,新诗歌的红旗——读〈红旗歌谣〉》,《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贺宜的《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袁水拍的《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诗歌》,《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严文井的《光明的赞歌——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卞济远的《十年话剧创作的成就令人鼓舞》,《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荒煤的《电影文学的迅速发展》,《文艺报》1959年第19、20期。
(2)《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除了介绍话剧,还介绍了新歌剧的创作情况。
(1)《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第28页。
(2)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3)这里所说的“编写经验”或许有必要予以简单辨析。1949年以后,最早对新中国文学发展情况进行描述的应该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不过受当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1952年8月由新闻出版部总署与《人民日报》共同组织的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会批判性意见的影响,王瑶的“附录”已有意识地从政治性、思想性与史料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发展情况。“附录”共包括六部分内容:一、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二、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三、戏曲改革工作;四、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五、创作情况;六、文艺界整风运动。从王瑶的《史稿》到《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期间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依历史的“后见之明”,在60年代初,《史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叙述能否对接上时代潮流还是一个问题。
(4)这里还可以提及另一篇可能予以消融的“评论”,即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发表于195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一文。文章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十年来,文化艺术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党的领导和坚持政治挂帅,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工作的灵魂;文化艺术工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艺术工作的繁荣昌盛是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