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功能性分类与结构性分类的兼容解释
摘要
民法典中的法人分类,是以营利与非营利法人之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功能性分类,与以社团与财团法人之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分类相互兼容而成的复合体系。《德国民法典》所代表的法人分类方案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基于法人结构性分类的对功能性分类的兼容,但难以适应社会政策对法人制度在兼顾管制与自治价值方面的更高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分化进程的国家主导性决定形成了功能性分类主导下兼容结构性分类的法人复合分类体系。我国《民法总则》建立了覆盖民商法全域组织类型的"功能—结构"匹配性渐变序列,为在传统法人结构性分类中无处安放的公法组织在功能性目录下寻获位置;但它同时令民法中的公法人在特别法人以外的营利与非营利法人中均会隐匿存在,提升了公、私法人制度边界弹性与规制难度。
The classification of legal persons in the Civil Code is a composite system comprising both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lea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rofit-making and non-profit legal persons, and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s leading to the division of corporate and consortium legal persons. The classification mode represented by the German Civil Code is mainly based on legal persons' structure, and achieves the minimum level of its compatibility with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But it fails to meet specific social policies' higher ability demands for legal person law system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value of both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tate dominance formed in social organization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forms a composite legal person system leaded by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le with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in China establishes a "function-structure" matching and gradient sequence covering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ype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in the functional catalogue, it finds a position for public law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no place in traditional legal person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However, the public legal person also exits among the profit-making and non-profit legal persons besides the special legal person, which aggravates the boundary flexibility and regulation difficult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egal persons.
The classification of legal persons in the Civil Code is a composite system comprising both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lea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rofit-making and non-profit legal persons, and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s leading to the division of corporate and consortium legal persons. The classification mode represented by the German Civil Code is mainly based on legal persons' structure, and achieves the minimum level of its compatibility with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But it fails to meet specific social policies' higher ability demands for legal person law system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value of both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tate dominance formed in social organization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forms a composite legal person system leaded by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tible with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in China establishes a "function-structure" matching and gradient sequence covering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ype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in the functional catalogue, it finds a position for public law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no place in traditional legal person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However, the public legal person also exits among the profit-making and non-profit legal persons besides the special legal person, which aggravates the boundary flexibility and regulation difficult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egal persons.
引文
(1)张新宝:《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基于功能主义的法人分类》,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
(2)罗昆:《我国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3)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4)参见谢鸿飞:《〈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层次与标准》,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
(5)参见张闱祺:《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方式探析》,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谭启平、应建军:《“特别法人”问题追问——以〈民法总则(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为研究对象》,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等等。
(6)张新宝教授认为法人制度的规范功能是,通过指引导、预测、评价、教育和惩戒性规范工具,实现对不同类型法人及其利益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法人制度的社会功能包括:确保公民结社的平等权利与自由;便于不同类型法人功能发挥;实现对各类法人的周全性法制规范,便于公共管理。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7)蔡立东:《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谭启平、黄家镇:《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
(9)参见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10)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1)李昕:《法人概念的公法意义》,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1期。
(12)参见王文宇:《揭开法人的神秘面纱——兼论民事主体的法典化》,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
(1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3页。
(14)参见前引②,罗昆文。
(15)参见前引(13),卡尔·拉伦茨书,第333页。
(16)《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明确指出:“对于社团法人而言必不可少的组织架构……不由法律或者以法律为基础的条例来规定,而是将这一内容留给社团法人之成员的意志来决定”。参见前引⑧,谭启平、黄家镇文。
(17)参见王天鸿:《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18)[德]托马斯·莱赛尔:《德国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张双根译,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19)相关立法包括1838年普鲁士帝国《铁路法》,1843年《股份公司法》《德意志商法通则》,1892年《有限责任公司法》,等等。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9页。
(2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22)参见周友军:《德国民法上的公法人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7年第4期。
(23)前引②,罗昆文。
(24)参见前引(12),王文宇文。
(25)参见前引(20),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865页。
(26)参见徐强胜:《论我国民法总则中营利法人的制度安排》,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7)参见前引(20),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818-819页。
(28)参见[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9)参见袁治杰:《民法典制定中的国家与国库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30)参见前引(22),周友军文。
(31)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32)前引⑦,蔡立东文。
(33)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的李适时指出,“民法总则遵循民法通则关于法人分类的基本思路,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类。”参见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适用提要》,载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注释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4)参见前引⑦,蔡立东文。
(35)此外,在《苏俄民法典》总则中还有“私人机关”(第15条)、“国家企业及其联合体”(第19条);在其公司主体部分尚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等规定;在《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生效的规定》中还涉及了“外国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第8条);等等。
(36)Венедиктов А.В.Пра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праву .В 2 т.Т.Ⅰ.М.:Статут,2004.с759.
(37)См Граждансное право:В 4 Т.Том 1:учебник/отв.ред.проф.Толстой.Ю.К.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2006.с 481
(38)参见张力:《法人制度中的公、私法调整方法辨析——兼对公、私法人区分标准另解》,载《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39)参见张力:《俄罗斯民法中单一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及其过渡性——转型社会中“商业公营造物”的实证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0)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崔拴林:《论我国私法人分类理念的缺陷与修正——以公法人理论为主要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等等。
(41)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2016年6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
(42)参见前引(40),崔拴林文。
(43)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任彦:《非营利法人分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65页。
(44)例如,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
(45)参见蒋大兴:《〈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以法人类型区分及规范构造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
(46)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
(47)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中发[201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
(48)参见张谷:《管制还是自制,的确是个问题!——对〈民法总则(草案)〉“法人”章的评论》,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
(49)参见樊云慧:《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形态的改革》,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
(50)参见前引(29),袁治杰文。
(51)参见李俊峰、张居营:《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的内在联系:基于部门差异的理论分析》,《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
(52)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问题的输理与评价》(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zt/t?id=31174,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11日。
(2)罗昆:《我国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3)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4)参见谢鸿飞:《〈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层次与标准》,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
(5)参见张闱祺:《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方式探析》,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谭启平、应建军:《“特别法人”问题追问——以〈民法总则(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为研究对象》,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等等。
(6)张新宝教授认为法人制度的规范功能是,通过指引导、预测、评价、教育和惩戒性规范工具,实现对不同类型法人及其利益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法人制度的社会功能包括:确保公民结社的平等权利与自由;便于不同类型法人功能发挥;实现对各类法人的周全性法制规范,便于公共管理。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7)蔡立东:《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谭启平、黄家镇:《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
(9)参见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10)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1)李昕:《法人概念的公法意义》,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1期。
(12)参见王文宇:《揭开法人的神秘面纱——兼论民事主体的法典化》,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
(1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3页。
(14)参见前引②,罗昆文。
(15)参见前引(13),卡尔·拉伦茨书,第333页。
(16)《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明确指出:“对于社团法人而言必不可少的组织架构……不由法律或者以法律为基础的条例来规定,而是将这一内容留给社团法人之成员的意志来决定”。参见前引⑧,谭启平、黄家镇文。
(17)参见王天鸿:《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18)[德]托马斯·莱赛尔:《德国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张双根译,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19)相关立法包括1838年普鲁士帝国《铁路法》,1843年《股份公司法》《德意志商法通则》,1892年《有限责任公司法》,等等。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9页。
(2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22)参见周友军:《德国民法上的公法人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7年第4期。
(23)前引②,罗昆文。
(24)参见前引(12),王文宇文。
(25)参见前引(20),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865页。
(26)参见徐强胜:《论我国民法总则中营利法人的制度安排》,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7)参见前引(20),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818-819页。
(28)参见[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9)参见袁治杰:《民法典制定中的国家与国库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30)参见前引(22),周友军文。
(31)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
(32)前引⑦,蔡立东文。
(33)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的李适时指出,“民法总则遵循民法通则关于法人分类的基本思路,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类。”参见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适用提要》,载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注释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4)参见前引⑦,蔡立东文。
(35)此外,在《苏俄民法典》总则中还有“私人机关”(第15条)、“国家企业及其联合体”(第19条);在其公司主体部分尚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等规定;在《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生效的规定》中还涉及了“外国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第8条);等等。
(36)Венедиктов А.В.Пра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праву .В 2 т.Т.Ⅰ.М.:Статут,2004.с759.
(37)См Граждансное право:В 4 Т.Том 1:учебник/отв.ред.проф.Толстой.Ю.К.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2006.с 481
(38)参见张力:《法人制度中的公、私法调整方法辨析——兼对公、私法人区分标准另解》,载《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39)参见张力:《俄罗斯民法中单一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及其过渡性——转型社会中“商业公营造物”的实证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0)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崔拴林:《论我国私法人分类理念的缺陷与修正——以公法人理论为主要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等等。
(41)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2016年6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
(42)参见前引(40),崔拴林文。
(43)参见前引①,张新宝文;任彦:《非营利法人分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65页。
(44)例如,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
(45)参见蒋大兴:《〈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以法人类型区分及规范构造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
(46)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
(47)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中发[201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
(48)参见张谷:《管制还是自制,的确是个问题!——对〈民法总则(草案)〉“法人”章的评论》,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
(49)参见樊云慧:《论我国社会企业法律形态的改革》,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
(50)参见前引(29),袁治杰文。
(51)参见李俊峰、张居营:《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的内在联系:基于部门差异的理论分析》,《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
(52)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问题的输理与评价》(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zt/t?id=31174,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