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收敛的影响——基于引入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因素的二元经济收敛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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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工业化中期阶段为起点1995-2015年全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农业投入要素结构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视角,本文研究农村人口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收敛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高生育率的数量偏好到高人力资本投资率的质量偏好为特征的农村人口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收敛具有显著作用。刘-费-拉模型仅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收敛的必要条件,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收敛应以农村人口转型为充分条件,在农村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同时通过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使农业部门从"马尔萨斯稳态"转变为持续增长稳态,进而达到二元经济结构的一元化转变。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rural provinces from 1995 to 2015 in the mid-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using statistical description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rural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the path of action and its changing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nput fac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population,characterized by the quantitative preference of high fertility rate to the qualitative preference of hig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ate,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Liu-Fei-La model only points ou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While the fertility rate of rural population is declining,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continuously rai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from"Malthusian steady state"to a steady state of sustained growth,thus achieving the unified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rural provinces from 1995 to 2015 in the mid-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using statistical description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rural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the path of action and its changing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nput fac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population,characterized by the quantitative preference of high fertility rate to the qualitative preference of hig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rate,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Liu-Fei-La model only points ou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onvergence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While the fertility rate of rural population is declining,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continuously rai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from"Malthusian steady state"to a steady state of sustained growth,thus achieving the unified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引文
[1]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0(3):60-71.
[2]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郝娟,邱长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J].南方人口,2011(5):27-33.
[4]高帆,秦占欣.二元经济反差: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J].经济科学,2003(1):97-103.
[5]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4-9.
[6]Becker G S,Tomes N.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6,4.
[7]Becker,Gary S&Murphy,Kevin M&Tamura,Robert.Human Capital,Fertility,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312-337.
[8]Oded Galor and David N.Weil.Population,Technology,and Growth: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4):806-828.
[9]李建民.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J].人口研究,1999,23(2):10-17.
[10]都阳.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1(1).
[11]孙树强.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降低[J].人口与经济,2012(2):12-20.
[12]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J].思想战线,2006(3):106-111.
[13]刘易斯,威廉·阿瑟.二元经济论(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0.
[14]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管理世界,1997(5):92.
[15]李勋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6):83.
[16]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何晖,刘明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7-158.
[17][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M].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75.
[18]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7.
(1)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相比,城镇农村收人比持续保持在3倍左右。参见程名望,盖庆恩,Jin Yanhong.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16(1):168-181.
(2)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参见高帆.中国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步性:一个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9):27-36.
(3)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上有三种测度方法,一是比较劳动生产率,二是二元对比系数,三是二元反差指数,本文主要用二元反差指数来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衡量,二元反差指数是指两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
(4)传统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作为人口学概念,它阐述了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Mason,2005;Lehr,2009),本文人口转型概念是对传统人口学概念的扩展,指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
(5)1960-1999年,总和生育率在拉丁美洲从6骤然跌落至2.7,西欧及西方的旁支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则下降到了更替生育率水平之下。(World Bank,2001)
(6)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示的是,一名女性在其生命的每个年龄段都达到了特定年龄生育率并且度过了她的整个生育期时该女性应该生育的后代的平均数量。
(7)中国农村的生育率下降,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业化、城市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因素逐渐替代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参见郭剑雄.人口生产转型与内生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0.
(8)数据来源为《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及相应年份《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9)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0)本文中,由于部分年份农村生育率数据缺失,通过农村家庭的户均人口数从侧面反映农村生育率水平。
(11)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参考郭剑雄、李志俊:《人口偏好逆转、家庭分工演进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农户经验的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本文主要参考郭剑雄提出的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强度这一测度指标,人口转型强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户均人口数,该指标越大,表明人口转型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变的强度越强,也即家庭更愿意以孩子的质量替代孩子的数量。参见郭剑雄.人口生产转型与内生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8.
(13)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得出,部分年份数据采用插值法填补。
(14)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异质性”是内生锁定且长期存在的(钞小静,2016)。
(15)人口转型并非与全部工业化过程重叠,而仅与工业化的较高阶段相联系,人口转型并不与工业化经济的所有技术相关联,而仅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技能偏态技术相关联(郭剑雄,2016)。
(16)本文中,人力资本、人口质量是等价的概念。
(17)发展即生成函数的转变的观点,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中工业化的定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如果从生产函数角度去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收敛可定义为,实现传统部门生产函数与现代部门生产函数的趋同。
(18)托达罗(1971)的人口迁移函数是:S=fs(d),d为预期的城乡工资差距;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为:6)u/u=b(wI-wA)/wA,其中,6)u/u表示人口迁移率,wI和wA分别表示城市和乡村的工资率。参见[美]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何晖,刘明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2.
(19)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仅有物质资本积累无法将一个静态经济转化为一个永恒增长的经济”(卢卡斯,2002)。
(20)这里,我们分别使用农村人口转型的核心变量农村户均人口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转型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各自的工具变量,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加入内生变量的滞后阶后,各解释变量的作用发现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
[2]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郝娟,邱长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J].南方人口,2011(5):27-33.
[4]高帆,秦占欣.二元经济反差: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J].经济科学,2003(1):97-103.
[5]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4-9.
[6]Becker G S,Tomes N.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6,4.
[7]Becker,Gary S&Murphy,Kevin M&Tamura,Robert.Human Capital,Fertility,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312-337.
[8]Oded Galor and David N.Weil.Population,Technology,and Growth: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4):806-828.
[9]李建民.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J].人口研究,1999,23(2):10-17.
[10]都阳.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1(1).
[11]孙树强.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降低[J].人口与经济,2012(2):12-20.
[12]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J].思想战线,2006(3):106-111.
[13]刘易斯,威廉·阿瑟.二元经济论(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0.
[14]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管理世界,1997(5):92.
[15]李勋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6):83.
[16]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何晖,刘明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7-158.
[17][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M].应洪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75.
[18]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7.
(1)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相比,城镇农村收人比持续保持在3倍左右。参见程名望,盖庆恩,Jin Yanhong.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16(1):168-181.
(2)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参见高帆.中国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步性:一个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9):27-36.
(3)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上有三种测度方法,一是比较劳动生产率,二是二元对比系数,三是二元反差指数,本文主要用二元反差指数来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衡量,二元反差指数是指两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
(4)传统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作为人口学概念,它阐述了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Mason,2005;Lehr,2009),本文人口转型概念是对传统人口学概念的扩展,指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
(5)1960-1999年,总和生育率在拉丁美洲从6骤然跌落至2.7,西欧及西方的旁支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则下降到了更替生育率水平之下。(World Bank,2001)
(6)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示的是,一名女性在其生命的每个年龄段都达到了特定年龄生育率并且度过了她的整个生育期时该女性应该生育的后代的平均数量。
(7)中国农村的生育率下降,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业化、城市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因素逐渐替代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参见郭剑雄.人口生产转型与内生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0.
(8)数据来源为《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及相应年份《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9)数据来源为相应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0)本文中,由于部分年份农村生育率数据缺失,通过农村家庭的户均人口数从侧面反映农村生育率水平。
(11)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参考郭剑雄、李志俊:《人口偏好逆转、家庭分工演进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农户经验的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本文主要参考郭剑雄提出的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强度这一测度指标,人口转型强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户均人口数,该指标越大,表明人口转型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变的强度越强,也即家庭更愿意以孩子的质量替代孩子的数量。参见郭剑雄.人口生产转型与内生农业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8.
(13)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得出,部分年份数据采用插值法填补。
(14)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异质性”是内生锁定且长期存在的(钞小静,2016)。
(15)人口转型并非与全部工业化过程重叠,而仅与工业化的较高阶段相联系,人口转型并不与工业化经济的所有技术相关联,而仅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技能偏态技术相关联(郭剑雄,2016)。
(16)本文中,人力资本、人口质量是等价的概念。
(17)发展即生成函数的转变的观点,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中工业化的定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如果从生产函数角度去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收敛可定义为,实现传统部门生产函数与现代部门生产函数的趋同。
(18)托达罗(1971)的人口迁移函数是:S=fs(d),d为预期的城乡工资差距;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为:6)u/u=b(wI-wA)/wA,其中,6)u/u表示人口迁移率,wI和wA分别表示城市和乡村的工资率。参见[美]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何晖,刘明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2.
(19)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仅有物质资本积累无法将一个静态经济转化为一个永恒增长的经济”(卢卡斯,2002)。
(20)这里,我们分别使用农村人口转型的核心变量农村户均人口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转型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各自的工具变量,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加入内生变量的滞后阶后,各解释变量的作用发现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