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如何适配国家机器——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及其限度
|
摘要
现代国家是一个技术装置,技术治理是其权力实践的重要表现。然而,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而是在办公室、街头、窗口和网络等不同的场景中开展治理活动的。不同的治理场景意味着不尽一致的技术要求。技术治理的限度在于,在单一治理技术与多元化的治理场景之间和在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事实全面性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制造出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等技术迷思现象。当今世界进入了技术化社会的时代,技术治理既面临着国家认证能力不足的问题,亦面临着技术与规则的异步困境。
The modern state is a technological device,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its power practice. However, the state is not an abstract political entity, but rather carries out governance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cenes such as offices, streets, windows and networks. Different governance scenes mean different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e limit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ingle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scenes, and between the normative uni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facts,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a of technological myths such as the depoliticization and pan-politicization. Nowadays,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face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national certification ability, but also the asynchronous dilemma of technology and rules.
The modern state is a technological device,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its power practice. However, the state is not an abstract political entity, but rather carries out governance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cenes such as offices, streets, windows and networks. Different governance scenes mean different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e limit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ingle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scenes, and between the normative uni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facts,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a of technological myths such as the depoliticization and pan-politicization. Nowadays,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face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national certification ability, but also the asynchronous dilemma of technology and rules.
引文
(1)(2)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第27页。
(3)参见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4)陈殿青:《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牧羊人隐喻”:福柯生命政治学视角》,《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86.html,2018年11月14日。
(6)卡尔·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7)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4页。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3页。
(9)(16)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第16页。
(10)(17)吕德文:《作为法律隐喻的“猫鼠游戏”--城管执法的另一种观察视角》,《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
(11)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12)杜月:《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3)(18)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14)本图根据“异步困境下的治理类型”改造而成。见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15)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
(19)欧树军:《通过认证的网络空间治理》,《经济导刊》2017年第11期。
(20)(28)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2018年第3期。
(21)欧树军:《基础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22)(27)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年第4期。
(23)张现洪:《技术治理与治理技术的悖论与迷思》,《浙江学刊》2019年第1期。
(2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5)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26)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9)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0)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3)参见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4)陈殿青:《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牧羊人隐喻”:福柯生命政治学视角》,《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86.html,2018年11月14日。
(6)卡尔·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7)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4页。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3页。
(9)(16)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第16页。
(10)(17)吕德文:《作为法律隐喻的“猫鼠游戏”--城管执法的另一种观察视角》,《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
(11)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12)杜月:《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3)(18)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14)本图根据“异步困境下的治理类型”改造而成。见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15)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
(19)欧树军:《通过认证的网络空间治理》,《经济导刊》2017年第11期。
(20)(28)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2018年第3期。
(21)欧树军:《基础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22)(27)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年第4期。
(23)张现洪:《技术治理与治理技术的悖论与迷思》,《浙江学刊》2019年第1期。
(2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5)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26)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9)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0)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